總的來說，博布隆教授的演講非常成功，當然如果他的演講稿讓約瑟夫先審查一下，說不定就會加上諸如“我今天前腳邁出大門，后腳就不打算再邁進這個大門”之類的話。
這次追悼會之后，北方和南方的關系越發的對立了起來。在過去，北方的輿論中，批判所謂的“海盜文化的劣根性”的東西其實并不是北方報紙上的主流觀點，相反，對這種觀點持反對態度的媒體并不少，要說北方真正主流的民意，其實是把這種觀點視為瞎扯，而將提出這種觀點的人，比如說法夫尼爾，比如說葛雷德等人都視為嘩眾取寵的小丑的。
但是在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原來的嘩眾取寵的小丑便變成了斗士和殉道者，而原本被視為瞎扯淡的理論，也就跟著變成了嚴肅的，有深度的，值得研究，甚至是值得學習的理論了。
而學術界，尤其是社會科學這一塊，又和自然科學有著非常大的區別。其中一個非常大的區別就是社會科學這一塊的實驗成本太高，而且實驗難度太大。
一把來說，在自然科學方面有了爭論，怎么辦？很簡單，大家設計一個或者幾個實驗，然后驗證一下，然后誰對誰錯就很清楚了。哪怕你再能辯論，地位再高，哪怕是擁有了大奧術師的稱號，一個實驗砸過去，照樣讓你腦袋爆炸。
但是社會科學卻沒有這樣的條件了。不同的社會主張，很難通過實驗來加以驗證。這一方面是因為成本太高。比如說，你弄個主張出來，說民主制比君主**好，要實驗，就得發生一場革命，這個成本可比在一張紙上弄出了個縫隙高多了。萬一實驗失敗，付出的代價往往大得驚人。
當然，如果能夠通過一次實驗，就如自然科學那樣，就把爭論徹底的解決了，把勝負分清了，那哪怕成本高一點，也不是完全無法接受。但問題是，社會科學的這些實驗很難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擾，所以，一次試驗中即使出現了某個結果，支持了某個假設，但這個假設的反對者依舊會因為實驗中出現了太多的干擾性的因素，無法控制變量而認為，這一實驗的結果不能說明他們的主張錯誤。
而歷史的進程也從某種程度上證明了這一點，比如說，在原本的歷史上，法國大革命最終失敗，波旁王朝在歐洲各君主國的刺刀的保護下完成復辟，那時候看起來，共和制實驗似乎是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了，君主制才是符合社會科學的選擇。此后一直到一戰之前，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依舊都是君主制國家，甚至于直到一次大戰爭后，二德子完了蛋，而美國的地位大大上升之后，因為英國的存在，主流的觀點一度依然是君主制最優，只是君主立憲還是優于君主**。
同樣的道理，當毛熊解體之后，很多人也覺得TG主義已經徹底失敗了，甚至于認為歷史已經終結了，然而沒過多久，他們就發現，新冠闖王沖出了商洛山，阿妹你看遍地烽火。而另一邊，建州女真卻迅速地崛起了……一下子，這個世界又一次面臨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了。
所以，社會科學幾乎無法用一個直截了當的實驗來獲得一個可靠的，無可辯駁的結果。這也使得社會理論上的爭論，在大多數時候其實都是關于利益，或者說得更明白一點，就是關于屁股在哪里的爭論。
而很多的學者，尤其是社會學方面的學者，在細細地研究了一番法夫尼爾教授和葛雷德教授的言論之后，卻發現，他們的那一套理論實在是太符合他們的利益了。
首先，依據這一理論，美國人民都深受“英格蘭海盜文化”的侵害，需要從精神上加以療救，接受歐洲大陸的優秀文化的熏陶，才能擺脫這“纏繞著他們的靈魂的大毒蛇”。
然而誰能擔當起一個民族的精神醫生的重任呢？毫無疑問，只有他們，也就是所謂的“智識階層”了。如果這個理論被整個美國的人民廣泛地接受，那他們就成了整個美國的精神導師。那……這里面的利益，只要不是傻子，就一定能看出來。
從根本上來說，共同的利益，而且只有共同的利益，才能將一大群人團結起來。于是北美的這些大學中的哲學、文學、藝術等方面的教師們，迅速地就團結在了“肅清英格蘭海盜匪幫文化遺毒”這面大旗之下，只有一個院系例外，那就是法律。原因嘛也很簡單，因為“肅清英格蘭海盜匪幫文化遺毒”中，有一個重要的毒素，就是海洋法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