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參》？”文震孟一驚。
“不，《月旦談》。”馮紫英笑了笑。
馮紫英的這些話并非信口開河，而是做過一番調查的，分門別類的做了一個統計羅列，然后還寫出了一篇文章來，考慮到其敏感性，他并沒有直接送到《內參》，而是寄給了周永春，發表在了《月旦談》上，也在青檀書院中引起了很大的爭論。
文震孟也清楚馮紫英不是那等信口妄言之人，沒發《內參》，而發了青檀書院的院刊《月旦談》，也說明馮紫英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敏感性。
這等事情南北都不少見，但是條件越惡劣的地方就越甚，因為農民面對的各種災害、貧病、意外的抵抗能力更差，惡劣的環境下造就他們也更具有抗爭性，所以也極易引發民變、反叛。
“所以紫英覺得以山陜商人來開礦、建廠，便能給這些人以一條謀生之路？難道說這些山陜商人就是善人，那等礦山和工坊不也一樣日夜操勞，只怕未必比租地或者給人當雇工好。”文震孟深吸了一口氣。
“起碼多給他們一個選擇吧。”馮紫英攤攤手，“有句俗話說得好，條條蛇都咬人，礦山、工坊里去謀生，能混一個飽飯，給人雇工或者租地，也差不多，可官府對礦山、工坊起碼更有約束力，但對鄉紳呢？”
這句話擊中要害，士紳的話語權可要比商人大多了，士紳之所以有一個士字，也就意味著他們多多少少都和讀書要沾些關系，而讀書卻是士人的根本，也是立身之基。
相比之下商人縱然有影響力，但卻是無法和士紳相比的，所以許多發達的商人才不會不遺余力也要讓子弟去讀書出仕，或者買地成為田主，以求二三代之后晉升為鄉紳。
見文震孟無言以對，馮紫英自然也會不得理不饒人，“文起兄，先前小弟說的這些也都在那篇《論新興階層與當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動模式——從永平府工礦產業的發展說起》文章中，若是文起兄有興趣，不妨一看，說來說去，我們也是迫于無奈，北地經濟遠不及江南，這是不爭之事實，可朝廷現在財力枯竭，面對周邊敵人越多，如何來應對，總要求變，尋找出路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