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生民立身之本，賦稅是國家收入之源，農桑對于中原王朝來說永遠都是重中之重，歷朝歷代無不以此為國之大政，大唐要想永遠保持國力上的優勢，那調整農桑上的弊端就成了刻不容緩之事。
朝廷每年大考的時候，農桑之論都是必考之題，其目的就是讓入仕之官勿忘國家、生民之本，好生在野為天子飼牧一方。
前番朝廷收天下fo門之地，算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地方土地上的矛盾，可這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根本的上的問題；是以李承乾特意上了一本論狹鄉遷寬鄉，移民戍邊的本章。
可這是關系國家根基之事，李世民不得不持重處之，并沒有著急與諸相商討，而是把三個兒子叫來，家中的意見統一了，外面的事才好說。
自北魏至唐，在土地政策上皆施行均田制，凡諸地狹人多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不能依例受田，其民戶受田數量大多少于寬鄉。換一種說法就是地廣人稀的地方為寬鄉，地狹人稠的地方為狹鄉。
且勛貴士紳皆不用納賦從役，國家的財政來源皆來自于小民百姓之身，一旦出現什么天災**，則百姓顆粒無收，朝廷府庫也將陷入空虛之境。于國來說這完全就是一場豪賭，好壞全看天意，不管皇帝還是李承乾都不愿意拿國作賭。
靠租田過活的人已經不少了，如果不加以調理，那這種情況則會成為愈演愈烈之勢，漢時土地兼并的產生的惡果就在面前，前車之鑒不可不查。
是以，有鑒與此，李承乾在奏本之中提出以下幾種建議：其一，凡狹鄉牽著寬鄉者，移一百里免一年賦稅勞役，移兩百里免兩年，移三百里免三年，根據所遷的距離定免稅的年限。
其二，攤丁入地、地丁合一，內容為廢除人頭稅，減輕低層的百姓的負擔，放松對人口的控制，使之從根本上杜絕因為逃稅將兒女賣身為奴，既讓國家損失人口壯丁，又使百姓受子女分離之苦。
其三，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此政策是指官員地主也必須繳納賦稅，即廢除他們免稅的特權，他們必須與百姓一樣納稅繳賦，優化稅收結構，使富有的階級承擔更多的稅收責任。
其四，增加養廉之款項，朝廷為吏治嚴刑峻法是沒錯，可也估計官員們的生計，沒有了后顧之憂才能放手為君王盡忠，為百姓謀福，反之則與取死有道矣。
其五，移民與新占之地屯墾，延長免稅、免役時限的同時，給多量田地，賞以耕牛，以安其業。不管是向西，還是向北，大唐自貞觀以后新占之地頗多，此法不僅能緩解土地的緊張，更是鞏固邊境的統治。
“青雀，為輔，你們倆也說說，對你們大兄之言如何看啊！”，李世民心里清楚，高明是故意為之的，為什么，就是因為整飭fo門的時候，他已經作好了大動干戈的準備，所以進言天下兵馬一律戒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