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的詩人皮日休，就是基于此寫下了《汴河懷古》：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這么肉麻地吹捧楊廣，是有其歷史背景的。他還寫過一篇《汴河銘》的文章，概括了通濟渠所起的重要作用：“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為利也博哉!”看來此人稱之為詩人實在屈才，是個水利經濟學家啊。
到了宋代，又開鑿了由開封通往山東地區的五丈河、通往西南和南方的蔡河(惠民河)，和作為五丈河水源的金水河。這三條河，和大運河，合稱“漕運四渠”。
“要想富，先修路”，大運河做為一條經濟之路確實澤被后人，到了明清時代，運河漕運依然是主要的運輸手段。記得《金瓶梅》中就寫過西門大官人到碼頭接貨的情節，《金瓶梅》的故事背景發生在山東臨清，正是大運河上的一個沿岸城市。
大運河還是一條孕育之河，由于大運河的經濟推動作用，沿運河兩岸成長了大批的繁華都市，大運河就像絲線一樣，把這些明珠串綴起來。比較熟悉的就是揚州和杭州了，這兩個城市都是在隋唐時期才發達起來，留下了“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和“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典故。大運河同時又是一條對外交流之河，到了唐朝，朝鮮半島和日本，都是沿這條河走近大唐的，鑒真東渡，也是從揚州乘船由運河出海。
由此可見，開鑿大運河本身并沒有錯，錯的是操之過急，沒有掌握動用國力民力的尺寸，不顧民眾的承受能力，結果物極必反。
這種急于求成急到事急必反地步的根源恰恰是我們拋開的問題——帝位來歷。
正是由于這種廢長立幼，骨肉相殘的無形壓力，才使楊廣建立不朽帝王功業的心態失衡，心情太迫切，急于向死去的父皇，向當今的臣民，向整個天下證明，證明自己是應該坐這個位置的。年號大業，就把這種心態展露無疑。
看看楊廣早期的執政：上臺先平叛，取得完勝；開鑿大運河，按計劃完工；耀軍威于突厥，風光無限；殺前朝重臣以立威，乾綱獨斷。
到了大業五年，隋朝的國力達到了鼎盛，資治通鑒記載：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于此矣。正是因為這樣，楊廣才急于完成做為帝王最大的功業——開疆拓土。
正是出于對這項事業的重視（估計和后世的唐太宗一樣，也看到了高麗的重要性），他才決定御駕親征。如果能和陳拒突厥一樣，干點籌劃、組織、協調的工作，估計大業八年一征高麗就取得完勝了。真的是這樣，后來的起義軍恐怕很難有什么作為，楊廣就不會被用來和秦二世相提并論了。
不過這是楊廣之不幸，恰是李淵之大幸。至于百姓辛與不幸，一時難以斷言，雖然飽經戰火，生靈涂炭，但在涅槃之后，卻迎來了盛世大唐。“唐人”的招牌，至今還在全世界接受眾人的崇敬，我們的文章，也即將進入正題——唐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