須知道，不管所謂大宋朝的城市化進度有厲害，這年頭的大宋，依然是一個典型的以農業為基礎的中世紀皇權社會，而偏偏和其他所有地方一樣，礙于生產力和組織先進度的問題，皇權的末梢結構是難以觸及到最底層老百姓，也就是所謂皇權不下鄉的意思。
而這種情況，就會滋生問題。
首先是小農經濟的脆弱，使得基層百姓在高利貸與租息盤剝面前變得毫無抵抗能力，而這種脆弱，又會使得諸如摩尼教這種具有貧民自助保險業務的宗教趁虛而入，擋都擋不住，最后就是民不聊生，和邪教泛濫，最最后就是揭竿而起。
但與此同時，另一個荒誕的現實在于，皇權如果強行入鄉社，反而會造成更大混亂與損害——因為在皇權時代，跟官府比起來，什么和尚道士地主都簡直算是白蓮花！
甚至，那些和尚道士地主之所以能夠盤剝百姓，敲骨吸髓，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附于皇權后的作惡。
這種情況，再過八百年都難以改變。
那么這個時候，就需要有一種溫和的基層組織形式，既能對上服從統治，又能對下起到安撫作用。
歷史上占據這個位置的不是別的東西，正是宗族。
而宗族想要起到切實作用，很大程度上是要有經濟基礎的，故此，族產這個東西的作用毋庸置疑。
那么成制度的族產又是誰發明的呢？
答案是范仲淹。
范仲淹發明了族產之后，立即得到大宋朝廷的強烈認可與提倡，并迅速席卷了整個中國。
沒辦法，盡管族產和宗族在后來的時代那里是落后的代名詞，但在眼下，面對著上方的皇權，村社內部的寺觀、地主、高利貸者，以及最下層無孔不入的邪教結社，這已經是一種相對而言非常進步的村社集體經濟組織形式了。
回到眼下，對于趙玖來說，基層缺乏組織這個問題同樣是切身存在的。
其實，趙官家面臨的問題非常多，他要北伐，北伐需要兵強馬壯，需要錢糧財帛，但也要內部的安定，與后方的緩和，而且隨著他本人直接參與執政以后，也漸漸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比如說從張榮哪里出來以后，回想著張榮的拷問，他心里一直難安，一直想針對某些群體做點事的，好像不做點事，連北伐都會失去意義一樣……實際上，這也是他此番聯合趙鼎發動此事的一個初衷。
推行桑基魚塘的混合農業，然后專門做基層集體經濟，正是他的一個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