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子·忠孝篇》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
韓非把臣、子、妻對君、父、夫的從屬關系作了肯定，并把三者的順逆看成是天下治亂的“常道”。這就有了三“綱”的基本內容。加上韓非的“法”“術”“勢”的政治主張，便使封建**主義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
韓非繼承和總結了戰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君主**中央集權的法家實踐理論。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揚榷》（揚權））。
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子·人主》）。
為此，君主應該使用各種手段清除世襲的奴隸主貴族，“散其黨”“奪其輔”（《韓子·主道》）。
同時，選拔一批經過實踐鍛煉的封建官吏來取代他們，“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韓子·顯學》）。
韓非子還主張改革和實行法治，要求“廢先王之教”（《韓子·問田》），“以法為教”（《韓子·五蠹》）。
他強調制定了“法”，就要嚴格執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子·有度》）。
他還認為只有實行嚴刑重罰，人民才會順從，社會才能安定，封建統治才能鞏固。
韓非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為結束諸侯割據，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
韓非另主張‘‘名實相符’’，認為君主應根據臣民的言論與實績是否相符來決定功過賞罰。
對于民眾，他吸收了其老師荀子的“性本惡”理論，認為民眾的本性是“惡勞而好逸”，要以法來約束民眾，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未萌”。因此他認為施刑法恰恰是愛民的表現。（《韓子·心度》）。
容易讓人忽視的是韓非是主張減輕人民的徭役和賦稅的。他認為嚴重的徭役和賦稅只會讓臣下強大起來，不利于君王統治。
對于臣下，他認為要去“五蠹”，防“八奸”。（《韓子·八奸》《韓子·五蠹》）所謂五蠹，就是指：1、學者（指儒家）；2、言談者（指縱橫家）；3、帶劍者（指游俠）；4、患御者（指依附貴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5、商工之民。他認為這些人會擾亂法制，是無益于耕戰的“邦之蟲”，必須鏟除。
所謂“八奸”，就是指：1“同床”，指君主妻妾；2“在旁”，指俳優、侏儒等君主親信侍從；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4“養殃”，指有意討好君主的人；5“民萌”，指私自散發公財取悅民眾的臣下；6“流行”，指搜尋說客辯士收買人心，制造輿論的臣下；7“威強”，指豢養亡命之徒，帶劍門客炫耀自己威風的臣下；8“四方”，指用國庫財力結交大國培養個人勢力的臣下。這些人都有良好的條件威脅國家安危，要像防賊一樣防備他們。
同時韓非子主張變法，認為歷史一直在變化，應當順應時代革新。
對于劉元昭來說這時候提前搞min主是不可行的，如今宗族橫行，只會讓宗族勢力崛起，形成世家，不可取。
在如今這個消息流傳速度緩慢的時代，一個強權**的中央朝廷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像現代一般，還需要一個時間去過度，變化，從封建到資本到共，這之間有思想的進步，以及科技，經濟，民生的發展。
一切藝術起源于現實生活，以前奴隸制社會，歷經春秋戰國，步入封建社會，便是整個社會已經有了變化，現有的制度不再適合，被淘汰。
劉元昭轉身說道：“讓人去搜集《韓非子》，我明日開始學習。”說這句話的時候，他一直盯著眼前的三個文官。
羅家宇回道：“將軍放心，屬下盡快搜集。”
張一英拱手道：“將軍，下官愿意為將軍解惑。”
劉元昭點頭道：“好，那么下去準備表彰大會，我要為這次的有功之士大加獎賞。
吩咐工匠，用金銀銅打造勛章，第一等國士勛章，第二等光復勛章，第三等寶鼎勛章，第四等忠義勛章，第五等奮勇勛章。
明日獎賞給士兵們的勛章，就四五等吧，為銅質勛章。就這么安排吧。以后將為定制，你們可以商議一番，屆時與我訴說，完善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