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在李東陽到來之后，謝遷肩膀上的壓力小了許多，皇帝說話時不會再謝先生長謝先生短，連遺詔也由李東陽來代擬。
李東陽進宮后不明所以，皇帝龍體有恙他早就知道，但現在卻是沒來由突然病危，這是他怎么都接受不了的。
“李公謀”雄才大略，心有丘壑，他本對朝政抱有無限期冀，希望一展抱負，可惜他老來喪子白發人送黑發人之后整個人都變得頹廢不堪，對朝政上的很多事都心灰意冷，他如今跟謝遷的想法大致相當，就是找機會離開朝廷，致仕回鄉。
但弘治皇帝挽留他的心思異常堅決，在《大明會典》正式成書前，也就是頭年的十一月，弘治皇帝便賞賜李東陽玉帶織金衣，臘月《大明會典》正式修撰成功，到了二月，又御賜紅色蟒衣給李東陽，以示恩賜。
大明歷朝歷代皇帝對臣子禮待優渥，便是從弘治皇帝開始的。
朱祐樘氣息渾重，顯得有氣無力，但他對兒子的交待和囑托甚多，口宣讓李東陽撰寫的遺詔只有一個中心思想：
“傳位太子，以劉健、李東陽和謝遷為顧命大臣，知經筵事，蕭敬接替王岳擔任司禮監掌印太監，執東廠，英國公張懋負責領銜治喪，在新舊皇位更迭之際軍政大事由張懋統籌安排，五軍都督府派四營人馬駐守京師周邊。”
可以說，朱祐樘想得非常周全，把兒子登基所有能想到的事情都想到了，他在安排顧命大臣時沒有安排馬文升、劉大夏這樣的六部堂官，因為太子如今尚未成年，做顧命大臣的一定要是以治學和儒名見長、得到天下士子崇敬的泰斗級人物。
在這點上，劉健、李東陽和謝遷都是翰林出身，且在翰林院、詹事府、禮部供事多年，曾參與弘治立朝之后大多數禮部會試，殿試讀卷官也不落下，可謂桃李滿天下，在學子和儒官中德高望重。
至于馬文升和劉大夏雖然有治國之才，也是進士出身，但始終是部堂，皇帝知道你們能干，但讀書人可不會把你們當神一樣供著。朱祐樘衷心希望內閣三位德高望重的大臣除了能當好顧命大臣，成為兒子的先生和指路明燈，所以讓三人同時兼領經筵日講，就是為了保持兒子學業不受影響。
其實還有一點，朱祐樘不會說，劉健、李東陽和謝遷也不敢想。
弘治皇帝之所以只安排三位內閣大學士作為輔政大臣，馬文升和張懋這兩位執領朝廷文官和武將體系的大臣卻被排除之外，也是皇帝心中有主次親疏，朱祐樘怕馬文升和張懋會利用手上的權勢，結黨營私，謀朝篡位。
自古以來最難辨別的便是忠奸，許多篡奪皇位之事，都是那些皇家人眼中的“忠臣”做出來的，比如王莽，比如楊堅，又比如趙匡胤，主少國疑的情況下最容易發生篡位，朱祐樘心中也在防著馬文升和張懋。
但朱祐樘的確多慮了，馬文升都已經七十多歲了，作為文官忠君思想根深蒂固，根本就沒有造反之意，就算他造反也沒多少人擁戴。
張懋是世襲的英國公，從小接受良好的教育，雖領軍政，但同樣一身儒官氣息，生來富貴，沒有體會到社會底層生活的艱辛和無奈，唯一想的便把自己的公爵之位傳承下去，為何要做謀逆的叛賊而招致千古罵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