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嚴懲拖欠隱漏賦稅的士紳，以及在清屯充餉中的一些阻撓者，經過《大明論壇》的刊載宣傳，極大地震懾了其余。
如果沒有報紙，某某被抄家流放，甚至是被就地正法，不知道何時才能擴散開來，或許也沒人關心某個縣的某個土財主的入罪和被殺。
所以，新一期的報紙上所刊載的商會覲見、皇帝圣訓，很快就在大明掀起了巨大的震動。
官商勾結不是什么新問題，甚至可以說在太祖洪武一朝之后，便又重新開始出現。明朝中期之后，則更是篷勃發展、日益壯大。
對于越來越強大的官商集團，大明皇帝并沒有坐視。從嘉靖開始，到天啟皇帝，展開持續了近百年的君臣爭斗。
萬歷“貪鄙”，張居正的名聲也不好。原因很簡單，觸動了官商集團的利益，遭到了他們的大肆詆毀和肆意污蔑。
現在，少年皇帝又繼承了萬歷爺爺的“貪鄙”品質，準備完成爺爺的遺志，把“皇上愛珠玉”進行到底。
驕縱不法，貪冒無已，利欲熏心，貪婪無恥……少年皇帝對官商的惡意滿滿，通過這些毫不留情的斥罵，昭然若揭地表現了出來。
皇帝這是又要下手了呀！有人惶惶不安，有人幸災樂禍，有人忿恨相當，也有人事不關己。
也就在這一期的報紙上，還有一個轟動性的消息，在官場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動。
吏治，吏治，是朱由校一直在攪盡腦汁要解決的問題。而吏轉官的章程推出，則代表著他的認識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吏治”嘛，說得多清楚，差不多就是“胥吏”的治理。
可以說朱由校的認識提高了，目光卻下沉了，注意到了地方政治的最底層——那些永無出息的胥吏。
其實，這也是朱由校的現代人思維在影響著他。如同封建時代所分的“士農工商”這四民分野，在他看來，只是從業不同，并沒有誰高誰下。
同樣的，他覺官和吏不都是政府公務員嘛，憑什么要分入流和不入流，憑什么要給“吏”加上諸多的歧視性規定，讓他們永無出頭之日。
而從辦事能力來看，科舉出身的官員哪有胥吏純熟？說白了，官是管人的。吏則是干活兒的，具有專門知識，屬于技術官僚。
不能說胥吏好了，天下就治。但處于基層的胥吏，卻正是政策能否落到實處的關鍵所在。
“朝廷擬定‘吏轉官’常制，任職兩年以上、無污跡……朝廷擬取消‘吏不得科舉、無出身’等限制，以及‘官吏流品’之分……”
官吏殊途，主要原因便在于中國歷史上的流品觀念。比如教書的先生，衙門里的辦事文員，現代人看來是職業不同。但在古代，卻在行業與行業之間，又分出了清濁高下。
再比如文武官員，雖然都是官，官階品級也可能相等。但有流品作怪，文官武官在人們心目中卻又有分別。
所以，打破“流品”觀念，也是朱由校的深遠考慮。否則，雖然他是文武并重，但官場上、社會上的思維和看法，卻是背道而馳。
階級可以有，流品要消除。盡管改變人們的思維，改變歷史形成的傳統觀念，將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可你不去開始，永遠也不可能有改變。
當然，使胥吏有了出頭的機會和空間，并不是就能使胥吏都自愛上進，但朱由校也并沒有這樣的奢望。
就象給官員加了俸祿，也不能杜絕貪瀆是一樣的道理。
但打破“流品”觀念，制定“吏轉官”的相關制度，也確實會使某些有才干的胥吏有了前途。
別人不知道，朱由校可是知道一個九品小吏是如何在明末展露出忠貞和才干，打得清軍懷疑人生的。
書讀得好，能考中進士，卻并不一定有實干之才，更不一定有忠貞之心。
屢仕不第，做一個不入流又被官員瞧不起的胥吏，卻不一定就真的人品卑污。興許，很多胥吏倒要比那些道貌岸然的官員干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