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年的最后這月，除了張拱宸一事外，就沒再有什么大事。
朱由校過得輕松自在，除了在南海子獵鹿，沒事也老往坤寧宮跑，對母“子”兩人呵護備至。
對他來說，每天能少些煩人的章奏，這就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
內廷各監、局的宮人們都是口口相傳，這天啟朝就要有第一位皇子了！
經過一番政治，東林黨人起碼在明面上已在朝堂銷聲匿跡。
說起來倒也奇怪，這幫自詡群賢的人老實以后，朝廷的亂象仿佛就此消失，一個多月了，也沒見什么大的動靜。
朝廷是這樣，民間卻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天啟二年的第一天，可是一個好日子，許多出去種地的農戶干脆也不出去了，就在家里等著消息。
不多時，一名官差開始沿街叫喊：
“京報開刊了！”
聞訊，幾條街巷的百姓都是一下子動作起來，開始向最近的報房去趕。
一路上，偶有稍狹小些的街巷，就是個人擠人的狀況，大家都怕去晚了拿不到。
其實啊，這自古以來小民看熱鬧的本性就沒變過！
一聽免費拿，全都急了…
無論看是不看，拿了就算去墊點什么，那不也是不用花自己的錢嗎！
京報的事兒，朱由校早在那回獵鹿就和王體乾提過，也定下了改制的內容，卻為什么還是拖到了天啟二年？
首先，朱由校延續了唐代以來國報的風格。
但有所不同和進步的是，現在朝廷將印刷權和刊行權分開，并且增加了監察環節。
分開印刷權和刊行權，這能極大帶動報房等一系列產業的飛速發展，帶動工商經濟。
至于監察權，則是確保各地報房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印刷報紙，將輿論抓在手里。
在這個年代，有了輿論，你就有了一切！
朝廷會規定好每期報紙的內容，將印刷的權利交給各地報房，并由都監府衙門負責刊行。
印刷、刊行的全過程，都有當地督辦司衙門負責監察，一旦發現有報房印刷出來與朝廷規定不符的。
輕則取消其印刷權，重則直接查封該報房的全國分號，將該報房中涉事之人逮捕入獄，抄家滅門。
萬歷四十八年，朝廷財政破產，倒欠了幾百萬兩餉銀，朱由校與內閣商議后決定，在京杭運河增收三成關稅。
于此，新增了一個督辦司衙門，專理此事。
運河關稅增收，海商們倒賣絲綢、茶葉成本增加，鬧起了不小的騷動，甚至廠臣的侄子魏良卿與十幾個番子都客死蘇州。
后來查到，據說是島國海商之首李旦從背后推波助瀾。
魏忠賢自然要為自己侄子報仇雪恨，即派番子前往蘇州，捉拿李旦及其家人到京師下大獄。
但李旦這人久居島國，就連家人也讓他全部帶走，番子們在蘇州等了三個多月，望河興嘆，根本沒見到人影，只好返回。
沒辦法，你東廠再牛，也不能跨國渡海，到日本去抓人家李旦的全族吧？
這事便也不了了之…
自魏良卿死后，各地新起的督辦司衙門，全都移交給京師南鎮撫司衙門，歸錦衣衛掌管。
劉僑在任時，征收手段尚且沒有什么，可自許顯純做了指揮使后，便是迅速撤換了一批心狠手辣之輩。
這幫人一上任，各地督辦司的監察、征收力度都得到了極大的增強。
反正無論怎么樣，蘇州府在天啟二年里的《京報》印刷權，是讓“聚興房”搶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