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五年，中國的大豆消費量就突破1億噸，然后才慢慢地達到瓶頸。嘉谷內部的報告，是齊政綜合了自己所知的走向，然后命令嘉谷戰略部的十幾個人，以既有的研究內容為藍本，才估算出來，也是最符合歷史走勢的結果。
可惜，現在沒有多少人相信就是了。
即使是謝開濟，都半信半疑。
齊政卻不在乎他的想法。如果還按照原來的走勢，不出十年，國內的大豆進口量都逼近億噸了。只有快速推廣“嘉豆13號”，才有可能讓這一格局發生根本性轉變。
因此，沉吟片刻，齊政就決斷道：“加快在黃淮海地區和長江流域的大豆產區的合作社組建速度，不管我們能不能拿到推廣主導權。對了，人手還充足吧？”
“沒問題，我們這兩年招進來的年輕人，都安排到基層，一人跟進一個合作社，歷練他們和農民打交道的能力，現在也該出師了。”謝開濟定了定神，說道。
齊政滿意地頷首。
在中國，假如你不能和農戶順暢溝通，你根本談不上做合作社。
這涉及到中國的一個世紀難題——如何將農民有效組織起來？
從大的方面看，改革之初的“包產到戶”是將村集體解散了。可是到了現在，時代的要求必須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有社會意義的變革，其意義不下于“包產到戶”的社會意義。
所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這同樣也適用，奇妙不？
可是環顧周邊，除了嘉谷，很多致力于現代農業投資的企業，都會不自覺地拒絕和農民合作，核心出發點就是主觀地認為純粹的農民是無法實現有效管理的。
這當然是一個偽命題。因為歷史告訴我們，要想將農民組織起來，第一步是實現利益捆綁，譬如打土豪分土地；第二步是明確共同的奮斗目標，譬如如何保護和擴大這些既得利益。
所以，更準確應該是，組織農民成本太高而經濟收益有限。
嘉谷之所以能承擔這樣的高成本，是因為嘉谷的效益也高得根本不像是做農業的——坊間戲言，嘉谷就是一家披著“農業皮”的“奢侈品”公司。
很顯然，雙倍增產的“嘉豆13號”，效益也不是一般的高。
但即使如此，謝開濟還是提醒道：“老大，一年兩年的時間還是太短了。農民很難一說就同意加入合作社的……”
一般來說，農民會觀望一陣子，看到實實在在的好處了，才會有所行動。但如果明年要實現大范圍推廣大豆新品種，從年底到明年初這段時間，就要將合作社組建起來，將人員培訓起來，難度和工作量都不是一般的大。
齊政也知道這一點，想了想，道：“這樣吧，合作社不是應該分紅了嗎？我讓總部撥付一筆經費，用來組織兩地的豆農參觀我們的合作社分紅。必要的時候，還可以找媒體做一些宣傳。”
“哈？”謝開濟先是嚇了一跳，然后明白過來，樂道：“真要這么高調？”
齊政頷首道：“農民的核心訴求很簡單，要增收，要可靠的增收。那么，還有什么比真金白銀更有說服力？”
同時，也可以讓政府中某些人看看，嘉谷將農民組織起來，可不是讓他們成為被剝削的對象的——資本下鄉，也要看是誰在組織，怎樣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