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踏入國內第一大生豬育種場，就看到門后有幾輛綠色的電動觀光車和幾個人在等候。
這樣的電動觀光車在嘉谷系各大基地都是常備交通工具，畢竟，在占地動輒萬畝計的大型基地里，要是用腳閑逛，怕是一個小時都走不到目的地。
“齊董，李總，歡迎你們前來考察。”嘉谷生豬育種工程副總工程師傅大維打招呼道。
嘉谷生豬育種工程的總工程師當然是陳建章，但因為他還要兼顧嘉谷實驗室的管理，所以常駐育種場的是副總工，而這種時候他就當仁不讓地成為了向導。
“辛苦你們了，我過來，更多是想看看大家有沒有什么困難的。”齊政拍拍他的肩膀道。
以傅大維為首的生豬育種團隊，是嘉谷農牧中待遇最好的一批人，毫不夸張說，隨便拉一個人出來，至少是碩士出身。
就是這么一批人，在非瘟來襲后，自動自覺將外出頻率降至最低，基本將“深居簡出”做到了極致。
為的，就是盡可能降低非瘟病毒的威脅。
要說起來，非瘟病毒沒有腿，把它的傳播途徑切斷，樹一道“墻”，這個病毒是翻不過去的，它瞅著里面的豬也沒辦法。更何況這個種豬場的選址很安全，三面環山，不，除了一條公路，幾乎稱得上是四面環山，非常便于疫病防控。
但作為與珍貴的種豬們接觸較多的人員，他們對自己的要求更加苛刻。
雖然種豬場里的生活設施很完善，但長時間被“困”在一個基地里，總歸少了點自由。
這不是公司和實驗室硬性要求的，而是育種團隊自發的結果，殊為難得。支撐他們付出這么大的，絕不是什么豐厚待遇，而更多是對育種工作的熱愛。
之前說過了，育種工作就是不斷重復使后代生產性能優于他們的父母代的過程。
看上去很簡單，選擇出性能比父母好的個體不就可以了？不過，真要這么簡單，嘉谷還用請一堆碩士博士來做這項工作？齊政錢多沒地方花了嗎？
就算沒學過生物學都知道，性狀的遺傳并不是100%的從父母傳遞到子女的，那么優秀的個體到底能遺傳多少比率的遺傳信息給后代呢？怎樣有選擇的影響或控制這個過程呢？這都需要各種各樣的數據支撐。
傅大維們的工作，大多數時候就是在豬場里收集各種基礎數據，數據有些是直觀的，可以直接采集；有些數據，需要他們反復進行測定（生長速度，肉質性能等）。這是最枯燥的部分，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沒有準確的基礎數據的支持，育種工作就是無根之木。
——譬如全球最大的種豬改良公司PIC，最大的財富就是其擁有的全球最大的豬育種數據庫，包括超過2000萬頭豬的譜系信息，27個世代的完整系譜，900多萬頭豬的性能測定記錄，涉及的性狀多達45個，常規應用的分子標記超200個，另有大量的候選分子標記在測試和檢驗之中……
只有采集到了足夠的數據，他們才能“做媒人”——做遺傳評估選出哪些豬有資格作為種豬留種，以及決定母豬可以和哪頭公豬交配，以實現“一代更比一代強”的目標。
出來工作的人都知道，社會上有兩種工作大家都不喜歡做，一種是需要收集大量準確數據的，另一種是長久不見成效的，而育種工作偏偏集合了這兩種特性。所以，現在知道為什么生豬育種是國內養豬業最落后的一環了吧？
也難怪在某個掛逼眼中，傅大維他們的工作，是穩定下限的基礎；基礎夯實了，他點開的金手指才能拔高上限。
傅大維聽了齊政的話后笑瞇瞇。
雖然研究狗其實都這樣，閉關研究的時候“與世隔絕”也沒啥稀奇的，但大老板能看在眼里，總比看不到要好吧。
起碼，爭取經費和福利的時候，也能更加理直氣壯不是？沒看研究團隊老大陳建章都在眼神閃爍嗎？沒準又在打著“搶”福利的主意了。
心里暗樂歸暗樂，傅大維沒忘介紹身邊的陌生人：“這位是國家畜牧獸醫學會養豬學分會理事長王秉文，他同時也是全國豬聯合育種協作組專家，是聯合育種的發起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