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查的結果，很有代表性，張家的田產大約為糧七十余石，但在縣衙的賦役清冊里面，卻翻了幾個跟頭：“內閣張，優免六百四十余石”，多出的五百七十多石糧跟著“內閣張”一起優免了。
那五百七十多石，有張居正族人借家族名號“一體優免”的，也有張家僮仆的私田混進張家田畝的，更多的居然是張家人不認識的，仔細深查，卻是一些地主賄賂稅吏，竄名掛靠進來，意圖規避納稅的。
張居正得知自家情況后的憤怒可想而知，在給兒子的信中，他要求立刻把托名于自家的五百七十石糧悉數上交，就連政府給自家的優惠政策他也不要了，“盡數與小民一體當差”。
對于明王朝來說，張居正確實是難得的治國之才，他早在內閣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時候，就寫過一偈：“愿以深心奉塵剎，不予自身求利益”，事后看來，他的確是做到了。
……
萬歷清丈的成果，使得國庫迅速得到充盈，據史書記載，到萬歷十年，太仆寺存銀多達四百萬兩，加上太倉存銀，總數約達七八百萬兩，太倉的存糧也可支十年之用，自正德、嘉靖以來，“最稱富庶”。
在萬歷清丈的同時，張居正已在考慮改革的第二步，這個改革注定要載入史冊，那就是“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說白了就是把田稅、丁稅、雜稅合一，按田畝的多少征收，并用銀兩交納，使賦稅開始由實物地租向貨幣地租轉化，把原來繁雜的名目統一到一個條目下，所以叫一條鞭。
這樣作的好處很多，一些好處現在看來覺得沒什么，但在當時，其對社會發展促進不小。
首先，它規定稅款征收的是“銀”，而不是其他物資和徭役，銀子作為貨幣流通，有了法律依據，促進了貨幣的發展；
其次，短時間內，明政府的財力大增，民間的大量銀子，終于有相當一部分回流到政府手中，政府有了一定的平抑物價能力；
第三，一條鞭法按畝征收的特質，使財政負擔的大部分從農民身上轉移到了大地主身上，大地主成為了賦稅的主要來源，農民的負擔減少，自然推動了生產力；
第四，按土地征稅，一些無田者，包括商人、小手工業者，除了商稅外，不再履行徭役義務，使稅收由人頭稅開始向財產稅過渡，稅負趨于合理。
一條鞭法的施行，改變了當時極端混亂、嚴重不均的賦役制度，它減輕了農民的不合理賦役負擔，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別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農民有較多時間從事農業生產。
但是，一條鞭法所實行的賦役沒有征收總額的規定，這給各級胥吏橫征暴斂留下了可乘之機，這是它的主要不足。
“一條鞭法”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顯赫，在稅收史上更是一種劃時代的稅收體制，通過一條鞭法的實施，明朝在短時間內國庫充盈，財政狀況一度大為改善。
然而，所謂“寧給好漢牽馬墜鐙，不給無賴當祖宗”，張居正的可悲之處，在于他沒有遇上一個明主。
張居正的改革，勢必得罪一大票特權階層，張居正生前，他們敢怒而不敢言，至萬歷十年，張居正病逝后尸骨未寒，彈劾疏就像雪片一樣飛向萬歷的龍案。
張居正盡心輔佐的萬歷皇帝，算是一個聰明人，卻也是整個明朝最懶惰、最貪婪的皇帝。
張居正輔國的十年，萬歷還小，每次見到他的老師張居正都戰戰兢兢，內心之惶恐難以名狀，可如今，天天管著他的人終于死了，他終于可以出口惡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