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濤揮揮手，當即大包大攬道，“你只管張榜出去，回頭我和老林解釋。”
“好嘞！”
之前的經驗使李濤認識到，在這個時代，大量民工的動員，只靠由上而下的命令和懲罰，恐怕無法調動百姓的積極性，必須動之以情，誘之以利。
畢竟，剛剛解放他們的討虜軍，使難民們嘗到了甜頭——即便賴在杭州不出工、不出力，也能領到救濟口糧，至少再也不用擔心餓死街頭。
他們已經意識到，新的官府貌似與眾不同——他們無法容忍百姓被活活餓死這種事情的發生。
所以，李濤十分清楚，在這個空前復雜的年代，最核心的動員工作，是量化民工的勞動報酬，并和物質、精神獎勵掛鉤。
直接的物質獎勵，首先就是各種形式的工錢——在當時的環境下，單純的銀錢不一定能打動民眾，必須以實物，尤其是糧食的發放為主。
另外，從長遠來看，不同的民工參戰程度不同，生活待遇也必須有所區分。
粗略地說，民工待遇主要分“供給”與“包運”兩類。
其中，“供給制”主要針對常備民工，常備民工的任務，基本相當于舊明軍中的雜役兵，所以應該享受部隊戰士的待遇。
李濤知道，這樣做的好處是，必要時可以擇優征召他們入伍，補充部隊的減員。
而更多的二線臨時民工，一般由后勤兵站提供伙食與茶水，另外還需發放一定數額的銀錢以貼補家用，以免失去強勞力的一家老小受凍挨餓。
為了保證二線民工的積極性，在“工錢低于商運，但又要使其有利可圖”的原則下，在物資送達后，民工每運輸百里，就可以拿走運量的一成作為提成。
以運輸工具最好的大車隊為例，一輛車兩人兩馬（騾），一天的運程能拿到20斤左右的報酬，如果全隊能夠較好地協調伙食支出，計入來回消耗，全程每人每天能夠額外賺到大概4斤糧食作為額外的工錢。
這個報酬已經有相當吸引力了——至少高于這個時代普通長工每月百斤工錢的水平。
在之前的長途征戰中，李濤和夏博敏他們，就已試用過這套方案——以充裕的報酬保證了民工的積極性。
為了在標準混亂的農業社會精確計算物資，李濤他們還組織人力，同步下發了日歷與秤砣、標尺等標準度量衡工具——這有點酷似秦始皇出關東征，滅六國的同時統一度量衡。
當然，他們也發現了弊端：一旦補給線超過500里，運量補助將超過貨物本身，代價巨大……
最大的難點，是民工的動員與管理，由于以人力運輸為主，不得不將民工分門別類進行量化管理。
在李濤的長遠規劃中，他將民工進行了非常細致的劃分。
按支前狀態的不同，他將民工主要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隨部隊移動，負擔軍事后勤，脫產三個月至半年的常備隨軍民工；第二類，是負責把后方的糧食運到前方后勤站，脫產一周到三個月的二線轉運民工；第三類，是把自己的糧食從鄉村運到周邊集中點，不脫產的民工，由于戰亂和季節的關系，暫時還沒有要求農民交公糧，所以這類民工暫時空缺。
按工種的不同，他又將民工分為擔架、挑夫、小車、大車工等。
以地域來源，又劃分為支隊（府）、大隊（縣）、中隊（鄉）、分隊（村）等組織級別，在不同等級的“隊部”里，將派有人數不等的脫產干部進行管理，主要由民工所在地抽調地方干部組成……
精神榮譽方面，除了土改之后形成“驅除韃虜，保家衛田”的大背景之外，他們還在民工中廣泛開展“立功運動”。
立功運動以民主互評為基本方式，量化換算，五個三等功可“兌換”為一個二等功，五個二等功又可兌換一等功，而特等功則需要部隊“首長”或者省府級負責人特批。
雖然在原則上，除了獎狀外，立功并無其他的物質獎勵，但對于底層普通農民而言，部隊和政府所授予的官方榮譽，也是一種自古難得的獎勵。
而且，作為政治上積極可靠的保證，立功民工回鄉后，無論是參政、參軍，甚至提拔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優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