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五一過后三天，共和國為了國內日益增長的工業產量，急需節約能源，便決定正式開始實行夏時制。
于是從月4日到9月14日，華夏內地新執行的時間就要比正常時間提前一個小時了。
并要求全國人民學習節電節水的必要，早睡早起。
所謂夏時制，又叫經濟時或日光節約時間。
這個概念最早是1784年由美國人本杰明富蘭克林提出來的。
這個美國發明家兼政客指出，夏天天亮的得早，人們卻還賴在床上十分浪費時間。
如果把時鐘往后調，這將讓夜晚遲些才天黑，會有效延長人們的活動時間。
然而此時的日本，正在發生的事卻和華夏的政策背道而馳。
日本政府反而每天都在為日益下滑的工業生產發愁，苦心積慮想盡辦法希望多耗費一些能源。
要知道，自從進入1986年，日本的實際增長率就從198年的2下調到26。
而工礦業生產指數則干脆從198年的34變成了負增長。
所以日本政府不但用行政手段給日本國內煤水電和汽油都降了價，還盡可能的增加政府投資公共事業項目。
盡可能地在日本的高速公路上多增加一些路燈，在大城市的夜晚多增加一些霓虹閃爍的營業場所。
以此來應對廣場協議簽訂后，日元急速升值給日本出口產業和實體經濟造成的“升值性蕭條”。
同樣為此，日本的大型企業為了對沖本幣升值的風險，也本能地加大了在海外的直接投資。
他們揮舞著購買力越來越強的日元，不但在美國和西方諸國一擲千金進行商業并購。
同時也為以共和國為代表的亞洲新型發展中國家低息貸款，投資建廠。
所以說起來最有意思的事，恰恰就是中日兩個國家此時呈現出的窮與富的極端對比，興與衰的反向而行了。
只可惜無論華夏還是日本，此時并沒有人能從中看到兩國國運對調的大趨勢。
也沒人會提前知道，這其實就是兩個國家命運轉折的一道時間分界線。
事實上，甚至就連寧衛民也不能。
雖然他是個穿越者，天生有別人不具備的優勢條件，知道未來是什么樣子的。
只可惜他的關注方向只在自己的投機生意，成天琢磨的都是怎么從經濟泡沫中為自己多撈點好處，對日本的未來只記住結果就夠了。
他哪兒有心思去琢磨什么國運大勢，研究這場泡沫經濟的成因和過程
說白了還是個人的局限，格局還不夠。
但不能否認的是，寧衛民卻絕對是當代最幸運的一個人。
雖然他對日本的泡沫經濟只了解個大概其，重操作，輕理論，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可他所掌握的東西對于他撈錢的目的已經足夠了。
何況他還一只腳立足國內，一只腳站在東京，占盡了“吃兩頭”的便宜呢。
在日后，一般人回憶其這場日本泡沫經濟盛宴，因為股價地價齊飛，往往會用“雙bu加持”來描述當時的那種爽感。
可對寧衛民來說不是，這句話顯然還不夠。
要知道，他還多出一個“雙bu加持”的分身呢。
在東京搞投機掙外匯，同時在京城搞實業擴大出口。
而且還能讓兩地的產業在文化上形成有效互補，強強聯合，那真是有四對翅膀在帶他飛啊。
要用比較恰當的話描述一下，或許“雙bu的平方加持”才靠點譜。
所以這種情況下，只要跟錢有關的事兒，寧衛民真是干什么什么成，做什么什么順
就宛如財神在世啊
比方說，對于松本慶子當下的財務困境，這小子一出手，就很順利地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