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程不但沒有因為承天朝的建立有所收獲，反而因為戰事的動蕩損失了許多實際利益，甚至有可能從“詩書傳家”的中上之家成為普通人家，所以戰事結束之后他是腸子都悔青了。
當時他若是跟著承天皇帝一同起事，現在哪怕沒有一官半職，但總能落得不少好處，不至于象現在這么窘迫，所以在戰火結束之后錢程反而變得活躍起來，千方百計地尋找鉆營手段。
但是機會既然錯過了就很難挽回，雖然錢程在這件事情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是他始終是一無所獲，反而有坐吃山空的嫌疑，直到他在省城發現了這本定期出版的《國策論》才有了轉機。
最初錢程覺得這本雜志簡直不可思議，這上面討論都是真正意義的國策，是諸位宰相才能議定的大事，怎么能放到這么一本公開出版的揭貼之上，但是錢程很快就發現這本雜志有著官方性質所以才能在市面上流通，而且里面記載了許多非常重要的信息。
光是文章的目錄與標題就能大有收獲，具體內容更是堪比金山銀山，甚至可以掌握朝廷的具體動向，而且《國策論》提出的諸多細節很快就落到了實處，這讓錢程更是如獲至寶。
但是錢程雖然是秀才，但在經歷一系列波折之后，他并不能擠入蕭山縣真正的權力階層，因此他很快就找到了幾位相熟的縉紳與他們定期分享這本《國策論》，很快這群人就組織了定期集會，而且有人成功地抓住機會一飛沖天。
而在這個讀者小圈子也流傳某個武夫與窮書生因為在《國策論》登載了一篇文章而謀得一官半職的消息，所以這個小團體內部越來越積極越來越熱情，但是一般的秀才、書生、商人雖然只知道有這么一個圈子卻沒辦法參與進來，這個小圈子甚至隱隱有能辦成大事的跡象。
只是大家雖然討論得非常熱烈，甚至在這一期的雜志上看到自己最想要的內容而準備摘讀、摘引，但是從杭州取來最新一期雜志的錢程卻是陷入了思考。
錢程在路上已經提前翻閱過了這一期的《國策論》，甚至有了一種與以前完全不同的大膽想法，他已經注意到《國策論》雖然討論著是真正意義的國家大事，而且建言也稱得上大膽，但是并不包括那些“國是已定”的大政方針。
即使在如何北伐的關鍵問題上，雖然引用了多方觀點，但是錢程已經注意到雖然有很多建議暫緩北伐的意見，但是朝廷的意思還是讓大家盡量支持盡早北伐，而且大家在看過雜志之后也覺得不管付出多大代價都必須北伐，不然以后要付出百倍千倍的代價。
與許多既得利益者一樣，錢程并不喜歡北伐，因為一旦發動北伐肯定要征收格外的賦稅，崇禎朝的三餉就是典型例子，而他這樣的有產者最擔心的問題就是自身利益受損。
但是在看過兩遍《國策論》之后，錢程又覺得這不但是一種挑戰，而且也是一次機會。
如果放在崇禎朝、弘光朝或是萬歷朝，錢程這樣只有秀才功名的普通書生既然有再多機會也抓不住，畢竟一個秀才哪怕能進國子監出來最多也就是一個縣令的結局，而且這已經是破格用人的結果了。
但是承天朝完全不一樣，國家新創自然有開國氣象，蕭山縣有許多人連秀才功名都沒有，甚至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農夫，但因為跟著承天皇帝一起渡江起事，現在已經是南京城里的體面人，甚至已經有人因為功勛卓著當了知州、知縣。
這種暴發戶讓錢程格外眼紅恨不得取而代之，但是機會錯過就不會再來，現在承天皇帝劉永錫身邊謀臣如雨、精兵良將不計其數，而當時卻是一時犯了迷糊躲到鄉下去，只到承天皇帝劉永錫拿下杭州才敢露頭，平白錯過了千載難逢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