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票和鹽票在李慢侯看來，算不上真正的貨幣，可確確實實演變成了貨幣。
主要還是朝廷的金融管理太爛，利用權術，而不是規則管理金融，目的是掠奪，而不是服務。
于是有糧食擔保的糧票何食鹽擔保的鹽票，就比朝廷濫發的錢引堅挺的多。但硬度足夠，可穩定性卻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鹽票和糧票的價格，總是周期性的漲跌。漲跌的幅度，正是跟隨市場上糧價和鹽價而動。
每年新糧下來，糧票價格就會下降，因為官府兌現的糧食總是倉儲糧，那是陳糧，于是一斤糧票在市場上就不足以買到一斤新糧。等到青黃不接的時候，糧票的價格就慢慢長到了票面價格，因為那時候市場上的糧食跟官府倉儲兌現的糧食已經差不多。
這種波動每年都在新糧上市和青黃時節交替，不過波動總體來說是很小的，跟銅錢的比價很能說明問題，往往都在百分之十以內波動，因為官府設有常平倉平抑物價，糧票的波動就會在糧價的波動范圍內浮動。
按說鹽票不存在這種問題，因為食鹽比糧食更耐儲存，存個三五年的食鹽，既不會腐壞也不會減重，可鹽票依然有漲跌。最大的原因就是食鹽的生產是季節性的，尤其是勞動力緊缺的兩淮鹽場大規模采用曬鹽之后，季節性更強了，雨季的產鹽量跟旱季差距巨大，因此雨季食鹽緊缺，鹽票漲價，旱季食鹽充足，鹽票貶值，每年在雨季和旱季之間浮動。
有浮動就有生意，大量交引鋪子做這種兌換生意，利用差額和浮動賺一點錢。每年新糧上市前，他們拋售糧票換取鹽票，每年雨季結束前，他們拋售鹽票換取糧票。
普通老百姓倒是不太在意，他們能承受這種比較小的波動，而且他們手里那點票子，來回兌換還值不回付出的工夫。所以能做這種生意的，往往都是大商人，而且是大糧商和大鹽商做的最多。
但是一直沒有一個公共通道讓他們進行這種交易，而公所是一個最佳交易平臺，因為信用足夠。所以李慢侯打算在公所里開設票據交易市場，給那些大糧商、大鹽商、交引商提供一個公開叫價的市場，而不是讓他們在交引鋪里私人之間買賣。
李慢侯為什么如此執著于跟朝廷搶貨幣發行權，公私兼顧，公的方面，是他認為一個更穩定的貨幣體系從長遠是最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私的方面，發行貨幣讓他從中收取了越來越豐厚的鑄幣稅。
紙筆會磨損，會丟失，甚至會不小心被燒掉。每年自然耗損的數量，就是一筆增印的余利。另外貨幣有使用功能，持有者并不會全部換成糧食，擔保的是官倉里的糧食，可對價的確實流通中的商品，商品流通數量越龐大，需要的貨幣數量就越龐大，每年南宋經濟都在發展，商品生產都在增加，每年印刷的糧票、鹽票數量就能同時增加，這是一筆巨大的紅利。現在每年可以為李慢侯帶去至少兩百萬收益，這還是在他小心翼翼的基礎上，如果按照朝廷印錢引那種竭澤而漁的做法，每年印一千萬貫輕而易舉。
不過趙鼎想動鹽票和糧票的行為，給李慢侯敲響了警鐘，知道自己這樣取利，已經讓朝廷開始抵觸，到了他們承受的邊緣。今年軍事行動戰績彪炳，可消耗實在太大，根本無法支撐長期這樣開戰。而戰爭結束還遙遙無期，張浚在川陜的行動并不順利，潼關作為天險，保護了無數強大的王朝，在精兵強將的鎮守下，不是那么容易攻克的。岳飛足夠強，但金兵也不弱，甚至還要強于岳家軍，金軍鎮守潼關，岳飛一時根本無法撼動，可六萬岳家軍馬步，一年消耗的糧草、軍餉都是一個天文數字，四川已經榨不出油水，大量四川人跑去林永哪里當佃農就是因為四川的稅賦實在是重到老百姓快活不下去的程度，繼續強索實物，可能會造成叛亂。
趙立坐鎮陳留，韓世忠屯兵開封，王德、麗瓊在洛陽，都在準備北伐，趙鼎要為這些軍隊找到源源不斷的補給，他變不出錢來，又不敢繼續增稅，他就是靠彈劾呂頤浩的月樁錢斗倒呂頤浩的，他不敢在這個問題上犯錯誤。
得給趙鼎找一條財路，否則趙鼎遲早還要打江北金融的主意，而江北金融系統，比朝廷的更穩定，更高效。李慢侯還打算滲透江南，怎么能容許趙鼎破壞江北。
既得給趙鼎錢，還不能讓趙鼎傷著自己，只能讓趙鼎鉆國債這個套了。
紹興四年，九月。
就在秋糧解庫，可依然無法滿足趙鼎預設的北伐預算而一籌莫展的時候，晏孝廣這個戶部尚書帶他去了杭州公所。
“借錢？”
“對啊。只能借錢了！”
“能借多少？”
“多少都行！”
“可有一千萬緡，我是說制錢，不是錢引。”
“區區一千萬貫，何足掛齒。”
“公所這么有錢？”
不由趙鼎不驚訝，輕輕松松拿出一千萬貫銅錢，朝廷都拿不出來。
晏孝廣搖頭道：“不是公所的錢，是老百姓的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