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揚州印刷的糧票、鹽票，跟李慢侯的東藩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現在已經不是什么秘密。
作為善于用錢引斂財的宋朝官員，他們都知道李慢侯肯定是利用這種票據在斂財，可當初這些票據在江北的藩鎮勢力里流傳，他們根本限制不了。當趙鼎收回了一些藩地后，在這些地方打擊這種糧票和鹽票，就成為朝廷的一種政策。
鹽票、糧票也被稱作藩票，藩引。暢行江北，已經有五個年頭，老百姓早就接受了這種比錢引靠譜的多的貨幣。雖說這些藩引會隨著糧食和食鹽上下波動，可錢引那可是一水的下行，只跌不漲，相比而言，藩票可靠多了。
因此趙鼎在揚州、真州直到開封府，推行的錢引制度，其實對抗的并不是東藩勢力，更多的是跟民間經濟力量對抗。這種對抗，如果沒有政權強制介入的話，肯定是會失敗的。呂頤浩在徐州、泗州遭到的遏糴，其實就是一種無聲的反擊。
這次朝堂上的爭斗，呂頤浩甚至都不是主角了，任用晏湲，為他引入了一個強援，戶部尚書晏孝廣自然是支持他的。
晏孝廣跟一群言官開始激辯，雙方其實都不著四六的亂彈琴，精確的金融邏輯他們都不太懂，所有的辯論都處在思辨階段，無法用數字范式拉回到科學領域，時代局限，否則金融學和社會學可能就誕生了。
最大的大旗肯定就是國與民了。趙鼎系的言官認為推行錢引，于國有利。呂頤浩系的言官和晏孝廣則高舉老百姓的大義，認為江北的淮引已經流行數年，老百姓皆喜歡淮引，用淮引便民。
利國還是利民，這種沖突，從王安石和司馬光時代就開始了。最終靖康年間自愿殉難的太子傅孫博總結說“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奸”，意思是祖宗之法是利民的，王安石變法至少是利國的（財政大大擴充），蔡京時代的法是利于奸臣的。這個說法，得到了最廣泛的認可。
現在朝堂上演變成了王安石和司馬光的斗爭，結果也就沒有結果了，因為司馬光的信徒更多。自王安石變法以來，似乎所有的名臣，都是反對者。司馬光那些人，如果只是教條的認為他們是出于私利，代表地主階級在打擊變法，那就真的太小看他們了。他們跟王安石一樣，都是出于內心根深蒂固的觀念在戰斗。如果僅僅是為了私利，那其實太容易對付了，收買就可以了。
恰恰是這種，不計私利，只為理念而斗的行為，是很難辦的。王安石身后有宋神宗，卻一直孤身戰斗，宋神宗同樣也在孤身戰斗，因為宋神宗的母親、皇后都是反對他變法的。兩個孤獨的人，試圖進行一場宏達的改革，注定不會有什么好結果。
王安石之后，蔡卞繼續推行變法。但已經大勢已去，宋神宗一死，司馬光、蘇轍廢了所有新法，只保留了極小一部分，其中就包括代役法和西軍。直到蔡京當權后，才開始大肆打擊司馬光派系，將司馬光當時的大批名臣列為奸佞，刻元祐黨人碑，列在黨人碑上的官員，重者關押，輕者貶放遠地，非經特許，不得內徒。黨人碑就立在皇宮前，上朝的蔡京黨羽，都要向碑上吐口水。
圍繞這塊石碑，發生了許許多多的故事，有說因為石匠不肯接刻碑的活被蔡京流放的。后來這塊碑在夜里被人砸毀，外界傳聞說是星辰墜地砸毀的。
在刻元祐黨人碑的同時，蔡京還將當年被司馬光打擊的王安石一派官員列入圣賢行列，王安石配享孔廟，封王。
由于蔡京的關系，王安石的名氣進一步敗壞。活著的時候就是一個跟天下人斗爭的孤臣，死后還要被蔡京這樣的人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