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錯，算計的很準，難得還這么穩！”
李慢侯收到李睿的詳細戰報后，相當滿意。
這樣的出奇制勝，需要天時地利人和，更需要精密的算計。耶律余睹這樣的人物，籌劃謀反尚且失敗，李睿一個初出茅廬的少年，其實很難表現穩重。李慢侯很滿意他從始至終將三千白韃靼人作為人質，如果傳奇故事看的多一些，把三國演義里的諸葛亮故事當真，他更可能會選擇釋放三千草原人，讓李床古帶著這些精銳去奪城，那樣既顯現了他的胸懷，又取得了勝利，多么完美！
可這不現實，不合乎人性，李慢侯對他所有的幕僚一直強調人性，人性謀利，因此利益是最可靠的，人心是最不可靠的。李慢侯指定的許多政策，之所以能官民兩遍，就是他將人性作為首要考慮因素，在能夠照顧人性的地方，一定要照顧人性。比如收稅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大幅度簡化收稅的方式，讓收稅對商人的經營影響降到最低。
制定戰略戰術，這種關乎生死的問題上，就更一定要以人性為準繩。一旦釋放三千白韃靼人，雖然很符合文人眼中的仁義情懷，可卻拿捏不住白韃靼人了。此時對白韃靼人來說，最有利的未必是繼續跟宋人合作，最保險的，其實是什么都不做。繼續坐山觀虎斗，直到宋人和女真人分出勝負。
有三千白韃靼人不能不救的人質在手，白韃靼人一方面面對的是宋人給的厚利，一方面是無法放棄的族人，只能硬著頭皮沖在第一線。而且即便失敗了，李睿不會有任何損失，白韃靼人如果被女真人滅族，正好用這三千人去給白韃靼報仇，大同還多了三千白韃靼騎兵可用。或者用這三千人重建一個白韃靼部，從此只能依附于大同。
三千白韃靼俘虜在手，就有絕對的主動權。
“你們明白沒有？掌握主動，是斗爭的最大原則，除非迫不得已，一定不要去冒險，賭徒總有一次要死在賭桌上，掌握主動，我們就是莊家，遲早會通吃其他賭徒！”
李慢侯按照自己的邏輯和經驗，分析李睿的戰報，旁邊有兩個跟李睿年級相仿的少年，一個是山東士族綦崈禮家族的旁支子弟，名叫綦業，畢業于府學兵法科，成績優秀，已經做過兩年幕府吏員，被推薦到李慢侯身邊做機宜文字，另一個是高密士族趙家的子弟，也就是李清照前夫的家族，同樣畢業于府學，不過學的是民業科。山東府學分科，是李慢侯重建府學時候，就制定的制度。有兵法、民業、刑律、農牧、營造五科。
兵法、刑律、農牧、營造，其實都好辦，有現成的一些學術著作供選擇，兵法大可以去讀孫子兵法，以及李慢侯從戎以來整理出來的所有戰例，還有宋朝官方出版的《武經總要》做教材；刑律就學歷代律法，自己去領會精神去，是學成商鞅那樣的狠人，還是包公那樣的直臣，基本上都跟個人性格有關；農牧有漢代的《氾勝之書》，北魏的《齊民要術》這樣的著作，還讓先生們總結契丹人的放牧經驗，總結編纂教材；營造有宋代匠作監整理編纂的《營造法式》，還有總結的歷代大型工程的經驗，最重要的就是歷代河工，這次配合張浚治理黃河，李慢侯將請來的匠作監師父和幾百個學生全都派到了工地上，讓他們邊學習邊實踐；比較特殊的，其實是民業科。
很容易讓人誤以為這是農政之類的科目，許多學生都糊里糊涂的報了這個科目，誰知道學的卻主要是商學。
不單單是商學，而是一種經濟學思想。除了讓學生們學大量傳統的商學著作，這些著作其實很少，商人地位不高，稍有成就，往往拼命朝正統的儒家身上靠，自稱儒商，奉孔門七十二賢的端木子貢為祖師，硬說自己是以儒道的仁義禮智信為經商信條。顯然這都是胡扯，經商的核心意義，就是謀利。儒家太強勢，許多新誕生的學術思想都往儒家靠，都要從儒家經典中找依據。強勢的儒家思想，就這樣打壓了新思想的成長，清代康有為要變法，都非要考證出一個孔子變法思想來。
商人和商業社會的形成，一定會以誕生出他自己的哲學系統為標志。這個標志，李慢侯認為是近代英國人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這不僅是一門經濟學著作，而是一門哲學。是自有商業時代到來的核心精神，和文化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