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印度都是生產型國家，不管誰控制著交通，都有他們的位置。中國人如今控制了大航路，印度棉布依然是主要商品。跟三佛齊的香料一樣，都是這時代少有的大宗商品。
這些大宗商品，如今不走中東西亞地區了，所以東羅馬帝國的財政立刻大幅度下降。可是印度不受影響，反而因為運輸成本下降，他們能銷售更多的產品，得到更多的利潤。
另外印度和波斯還能生產絲綢，雖然沒有中國的產量那么大，但依然是重要的商品，能為伽色尼帝國源源不斷產生財富。所以伽色尼帝國，花錢買古拉姆這套招數，依然奏效。從外部邏輯，很難摧毀它，只有等他內部分裂。
就連埃及都受到了很大影響，越來越依靠尼羅河三角洲的產出，手工業在失去了莎草紙這種龍頭產品之后，已經大幅度萎縮。作為擁有尼羅河三角洲的馬穆魯克勢力，發展不起來純粹是管理問題。他們的人口管理很垃圾，不然這塊地方不至于到了十九世紀，才有五百萬人口。人口不足又極大的制約了手工業生產，商路現在開始不經過開羅輸入歐洲和北非后，馬穆魯克集團也開始衰落。
大航路如同奔涌的大河，河流上流淌的滾滾河水，正是中國和印度的商品。
伴隨著商品流通的文化沖擊，重塑或者加速了許多文明的進程。
在東方，高麗和倭國受到了第一波沖擊。高麗建立起了穩固的貴族科舉制度，通過考試從兩班貴族家族選拔官員，建立起了中央集權統治；倭國則提前進入了平氏政權時代，天皇的院政體系，取代了藤原貴族的官府機構，從上到下滲透進了全國的莊園。
大量中國典籍和密切的人員溝通和交流，讓高麗和日本的經濟也快速變化。高麗人對貿易并不排斥，開京港始終很發達，哪怕在海盜橫行時期，也是繁華的港口，有阿拉伯商人常年往來；倭國則開放了大量港口，雖然大多數都是私港，海貿利潤大量涌入平氏這樣的新興集團手中，武士階層快速膨脹。
高麗的封建經濟，倭國的莊園經濟，都受到了沖擊。尤其是倭國，以前流行以物易物的情況，隨著大量中國銅錢涌入，已經開始進入了貨幣經濟時代。貨幣交易，極大提高了交易量。因為以物易物往往需要具備雙重偶然性，必須雙方都持有對方想要的物品才能交易。而貨幣這種一般等價物的出現，讓交易變成常態，只要有商品剩余，就能產生交易。于是生產積極性變高，形成了大量商業市鎮。
黃金、白銀和銅礦的開采，為倭國帶去了大量中國商品，讓他們提前享受到了富裕的生活，貴族變得十分奢侈。新興的商業和武士階層，也因為大量中國書籍的涌入，知識水平和認識水平快速提高。甚至涌現一批倭國才子，做的詩文通過海商帶到大宋，也能得到好評。
中國本身的影響也很大，作為大航道的開拓者和擁有者，也是大航道這條大河的源頭，中國商品滾滾注入大航道。生產規模空前提高，大生產已經遍布各地。商業管理最為自由的燕王統治區，形成了一大批生產中心。山東的齊州、登州、膠州，東海的海州，都是發達的紡織業中心和商業中心城市，最小的海州也有二十萬人口；燕京府靠著對草原貿易，和燕云礦產開發，也聚集了三十萬人口。
廣州的發展大大提速，珠三角優良的環境，催熟了這里的生產。良好的日照和灌溉條件，讓棉花在這里大量種植，紡織業規模龐大。而且大規模使用水力紡紗機，因為中國沒有孕育出發達的家庭紡織業，因此棉布一開始就是在作坊里生產，如今紡織業中心在交通便利的地區普遍形成，廣州的棉紗生產規模巨大，甚至向山東輸入棉紗，在這里的織布作坊加工后，大量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