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天啟五年的時候，西黨本來就少的舉人名額還被劃撥了三十一人，送給了浙江和南直隸。
一時間陜西、山西仕林不停的上書，甚至還有些已經致仕的官員入京走動，奈何西黨勢微，最后這三十一個舉人的名單，還是送給了浙江和南直隸。
田爾耕繼續說道：“當年黨爭劇烈，動輒抄家籍戶，京中百官人人自危，商賈逐利就嗅到了味兒，以山西黃家舉例，他們手下養了一大幫的經紀，這些經紀五花八門，從掌柜到伙計、賬房應有盡有，行賄多以干股參股為準，而所獲盈利也都放在了山西票號的錢莊里，隨取隨用。”
“一旦京中官員犯了事，銀票輕盈好收拾，貴重的金銀財物也會用最快的速度轉移走，而這些買賣本身都是經紀在打理，也不用轉移，哪怕是家主真的出了事，子承父業，完全不會有任何問題。等風聲過了，日子照樣瀟灑。”
地方以投獻為恥，查抄的家產、田產都是不動產，當地賣不掉。現銀都不知道埋在哪個犄角旮旯的豬圈里，京稽查一走，這些田產、家產、銀兩兜兜轉轉，還是回到地方官僚和士紳手中。
京師以經紀為主，查抄的家產是租的，沒有田產，鋪面交由經紀打理，銀錢都存在山西票號之中，完全不給你抄家的機會，你什么都抄不到。
而且這經紀顯然是一個極為關鍵的環節，又涉及到了在朝、在野的明公，也涉及到了行騙的無為教。
“也就是大明不興株連九族了。”朱由檢嗤之以鼻的說道。
再多的銀子有命去花才是銀子，大明的皇帝除了朱元璋和朱棣以外，其他的皇帝不大喜歡株連九族這種政治游戲，才有了這等轉移資產的把戲，但凡是狠心點，游戲就結束了。
株連九族，名義是九族五服皆殺，一個不落全數砍了干凈。
但是九是至高之數，所以九族通常也不是實際意義。
通常情況下，株連九族，就是有親緣關系的所有族系及其支系，甚至是交往緊密的朋友都會受到株連。偶爾還會加入門生、故友，擴大株連范圍。
九族變成了一個寬泛的范圍，就決定了執法也是有彈性，統治者也不愿意制訂完全明晰、統一的范圍和標準，這樣有利于掌握更多的話語解釋權。興致所至、隨心所欲地臨事擬旨。
重刑連其罪，則不敢試。不敢試，故無刑也。
這就是族刑連坐法的實際意義。
不管是大明律還是大浩，株連九族、夷三族、凌遲、腰斬都是非刑之正，是游離于律法之外，普遍用于謀反、叛國之中，都是由皇帝親自下達圣旨，進行懲罰。
繞來繞去都是階級問題，大家都是統治階級，沒必要為了些許民事、刑事糾紛，把這種恐怖刑罰拿出來震懾。
但是謀逆叛亂就可以適用了，因為他們背叛了階級。
株連九族這話一出，不管是張維賢還是孫傳庭都不敢再多言。
田爾耕倒是低下了頭，這要是真的株連九族，首當其沖的就是他田爾耕，他對自己的定位是萬歲爺手里的一把刀，要是真的株連九族，那他就是執行者。
戾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