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說歸說，鬧歸鬧，現在朝堂上的這些人倒還不至于拿著大宋的國運開玩笑——
自古以來，勸課農桑就是皇帝需要操心的事情，同時也是一件收買人心的事情。
同理，開恩科既是為了收買人心，同時也是為了讓皇帝提拔一批自己的心腹，同樣也是一件好事兒。
關鍵是，趙桓不是原本的趙桓，更不是宋仁宗和宋神宗這樣兒的好脾氣，浪慣了的趙桓根本就沒有什么耐心可言，砸誰家的場子不是砸？
最關鍵的是，大宋朝本身的毛病一大堆，現在根本就不是什么勸課農桑的好時機——
先不提完顏宗瀚和完顏宗望會不會立即南下，就算他們不會，趙桓想要勸課農桑也不是一件易事，因為大宋朝本身就沒有一個完善的田制！沒有！田制！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無論是哪個朝代，如果不是一直對外擴張，那這整個天下的田地都是有數的，而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人口的增長速度會慢慢超過人口消亡速度，而隨著國力上升，土地會不可避免的走上兼并的道路，這也就意味著數量固定的田地分配一塊就少一塊，到最后就會面臨著無田可分的情況，繼而迎來王朝的崩潰。
所以，該怎么分配田地，抑制兼并，如何在保證賦稅的同時又能保證讓百姓依靠田地活下去，就成了歷朝歷代最為頭疼的問題。
可是大宋呢？
大宋基本上不管這個。
《宋史》卷一七三《食貨上。農田》：“上書者言賦役末均，田制不立，因詔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又聽數外置墓田五頃。而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即廢。”
簡單點兒來說，就是宋仁宗當時想要搞一搞田制，但是負責這件事情的大小官老爺們都覺得這么搞大麻煩了，再加上搞田制這種事兒屬于“非儒臣待遇”，所以這事兒就黃了。
然后大宋就“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反正沒有地種的百姓就自己想辦法，要么去佃租士紳的田地，要么放棄種地，成為小手工業者，或者進城打工。
玩得似乎很先進，然而在當時的總體環境下，這種玩法基本上屬于腦殘——
所謂的撲買制，基本上也就是包稅制，理論上來說確實解決了賦稅的問題，但是這種讓士紳輪流坐莊包稅的玩法也只能保證朝廷能收得上來賦稅，卻沒辦法保證讓百姓也能活下去。
也正是因為如此，活不下去就造反，對于大宋的百姓來說就成了天經地義的事情。
不造反，就有可能活不下去，造反了，倒有可能受招安做官，這種幾乎只有一個選項的的送分單選題，任何人用腳后跟去做，都很難做錯。
最終的結果就是有宋一朝三百年，三百年里平均一年兩起造反，除了方臘之外，剩下的幾乎都是殺官造反受招安的結局。
所以趙桓一直就想不明白，大宋的百姓到底是怎么想的？大宋的這些官老爺們，乃至于大宋的皇帝們又都是怎么想的？
看看歷朝歷代，除了大宋之外，剩下的朝代里面，只要是百姓造反，基本上就是江山動蕩的結局，只有大宋，無論是是皇帝還是官員，包括百姓在內，都在按照殺官-造反-招安-做官-秋后算賬的流程辦事。
在這種情況下，讓趙桓勸課什么農桑？那些擁有大量土地的士紳用得著趙桓去勸？連地都沒有的百姓用得著趙桓去勸？
想想都扯的趙桓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