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趙煦與章楶對弈‘閑聊’的時候，政事堂的會議還在繼續。
縱然這些律法或者大政方針早就醞釀多時，基本上有共識，還是出現了諸多磕磕絆絆。
比如在戶部，朝廷要求削弱轉運司或者取消，因為轉運使在地方上凌駕于諸多官員之上，儼然成了實際主官，并且轉運司耗費巨大，朝廷已經有些不堪重負。
但這遭到了戶部尚書梁燾的拒絕。
他的原話是：“下官反對。從始至終都反對。轉運司固然有諸多弊端，但削弱或者取消轉運司，明年的錢糧收取、調轉將會出現大問題，戶部不能承受，朝廷也不能。下官希望大相公以及政事堂三思。如果大相公等決意推行，下官會告到官家面前，請官家裁決。”
自從章惇出任‘宰執’，少有人敢頂撞他，尤其還是在政事堂擴大會議上！
而在蔡卞提出明年的收支計劃，應該確保國庫充盈的時候，也遭到了梁燾的強烈反對。
他直言不諱：朝廷原本就是寅吃卯糧，每年透支嚴重，至今還欠內庫六百萬貫未還。并且，明年要減稅，軍隊，工部等的支出巨大，明年國庫的虧空，至少有兩千萬貫！
章惇在公布‘水路連通計劃’的時候，就是要以‘六條水道為干，二十八官道為輔，勾連全國’，遭到了工部的反對。
工部尚書蘇軾堅持認為，朝廷這樣的計劃‘徒耗民力，與民無益’、‘當以民為本，著力紓困’。
意思很簡單，朝廷的錢糧應該用在最深處，而不是去修什么路通什么渠。
縱使有阻力，在面對眾多的‘新法’，章惇與蔡卞等人也有的是辦法，四兩撥千斤的推開，繼續各種議題。
在禮部尚書李清臣拿出‘紹圣禮典’的時候，說道：“大相公，這部‘紹圣禮典’只是初步，禮部正在加緊編修，爭取用三到五年時間，修著出一部‘紹圣大典’，以為千秋之率。”
歷朝歷代都有修大典的傳統，這是巨大功勛，可傳千百世。
李清臣的話，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對，倒不是要阻止修‘紹圣大典’，而是‘紹圣禮典’中，對很多禮法進行了‘修正’，并且對很多禮法進行了剔除，這部禮典，上到國家大祭，小到普通人的婚禮儀程，甚至是下葬、上墳，祭拜都有規定！
簡而言之，這部‘紹圣禮典’是一部大瘦身的法典，對禮法進行了稍加修改，卻又對各種禮法、儀程、規矩等等，進行了大量的刪減。
‘禮法’對現在的人來說太過重要了，甚至是神圣的。它高過律法，觸碰一點都不容易，何況要進行大規模的修改。
一些尚書，侍郎紛紛表達不同看法，連文彥博都突然張口，來了一句：禮典因人而改，因事而變，世人何所依？
他的意思很簡單，日后如果有人觸犯禮法，是否修改一下就了事？那今后這禮法還有什么用？
李清臣據理力爭，反駁：禮法從古至今，冗長繁雜，單說一門親事，‘六禮’就要耗時三個月，成親要耗時十天，其中的過程之復雜，與日俱增，有何益處？
葬禮，更是復雜難言，一個下葬就要足足三個時辰，累死在墳頭的孝子每年都有幾十人！
朝廷的大典，從開始到結束，短則三天，長則月余，其中多少事是可以省略的？尋常的祭祖大典，一個孝子要磕三百多個頭，十幾個子孫就要磕一天，這是什么樣的孝道？
于是乎，政事堂為此爭論不休，有人認為可以修改一些地方，確實諸多是沒必要。但有人認為不可改，那是‘誠心所在’，
政事堂的爭論，趙煦沒有去管，只要不將官司打到他面前，他就什么都不知道。
政事堂的會議，一直持續到晚上，在趙煦到慶壽殿用膳的時候，政事堂依舊燈火通明，各種聲音此起彼伏，爭論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