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蒙托洛、阿布拉莫等人因為避嫌的原因都沒有出現。如果他們出現被警察認出來，無疑會讓這件事變得復雜。今日主審的是霍夫曼法官，據凱倫說是一個比較年輕，想法比較靈活的執法者。就是不知道這種特點對亞瑟來說是好還是壞。
在進行了開庭的宣誓后，霍夫曼法官要求控辯雙方做開場陳述，介紹案情并提出案件主張。
控方檢察官是個中年男子，一頭褐色的頭發，看起來頗為氣派。喬婭作為受害人選擇回避，喬婭的父親塞西大叔作為代理人坐在檢察官身旁，不過當亞瑟朝塞西望去時，塞西神情有些慌張，不敢和亞瑟對視。
他起身做了案件陳述。在他的陳述中，亞瑟成了一個利用鄰居的信任，闖入私人宅邸，采取暴力手段脅迫、毆打女性，并對她進行性侵犯的惡棍。檢察官描述的繪聲繪色，還向陪審團展示了受害者遭到毆打后受傷的照片。檢方提出了有罪主張，因為受害人明確指出，犯罪者就是自己的鄰居亞瑟-盧西亞諾。
而凱倫的案件陳述非常簡單，“作為一個女性，對受害者的遭遇我表示深切的同情，并希望罪犯能夠被繩之以法。不過，侵犯受害者喬婭-塞西的人，并不是亞瑟-盧西亞諾，而是另有其人，他們抓錯人了。亞瑟-盧西亞諾，無罪。”
“好的，那請問，控辯雙方準備好展示自己的事實了嗎？”在雙方案情陳述和主張結束后，霍夫曼法官問道。在得到肯定回答后，庭審進入了舉證環節。在美國法庭上，人證至關重要。但這起案件，缺乏有效的目擊證人，所以控方的主要證據就來源于受害者的口供，以及在她衣服上發現了液體斑痕。
控方向法庭出示了DNA檢驗結果，證明喬婭衣服上的液體斑痕正是來自于亞瑟-盧西亞諾。這是一個很硬的證據，自從1986年DNA技術開始運用于刑事案件偵破后，對大部分性侵案來說，在受害者女性身上發現的殘留物一旦和嫌疑人基因匹配，幾乎就是鐵證。
旁聽席上吉娜見到這份證據，眼淚都要流下來了。一旁的多蘿西連忙安慰，道：“放心吧吉娜，我發誓不是亞瑟，那天你去同學家，亞瑟一直和我在一起。”
“那你為什么不為他作證？”吉娜問道。
“因為他有更切實的證據。”多蘿西回道，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亞瑟不希望紅心會的事有半點泄漏。
輪到辯方舉證，凱倫傳喚了1號證人，布魯克林區的一名交通警察，雷吉-杰克遜。
“杰克遜警官，請問6月5號周日晚上10點半左右，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
“我在工作，在布魯克林中央立交附近查酒駕，和我的搭檔蘭斯一起。”
“請問有沒有查到一個叫亞瑟-盧西亞諾的人？他騎著摩托車，血液中有測到酒精。”
“名字我記不清了，但的確有一個騎摩托車的人，在10點半左右被我們攔下來進行了測試。血液酒精含量，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0.07%，低于紐約市0.1%的醉駕標準，所以我們放行了。”
“請問有留下什么單據嗎？”
“是的，雖然他沒有酒駕，但在行駛過程中他超速了，我給他開了一張超速罰單，上面有我的簽名，應該還有他本人的簽名。”
對杰克遜的回答，凱倫很滿意。接著，她從物證袋中取出了那張從布魯克林交警那里調取來的超速罰單，展示給陪審團成員還有法官看。時間，地點，簽名，寫的清清楚楚。6月5號，晚上10點半，亞瑟還在回曼哈頓的路上。
“我做了筆跡鑒定，罰單上的簽名就是亞瑟-盧西亞諾的。還有，中央高架下有監控錄像，也能證明那個時間亞瑟不在曼哈頓公寓，而在回去的路上。等他到家時，已經是凌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