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重要嗎？”
方以智笑道。
“重要的是我們比歐洲人早到那里，如此也就足夠了。”
“可……老師不是常說，做學問要實是求是嗎？”
“做學問是要實是求是，可學問不是一成不變，“先民發現世界”的說法，幾十年前沒，現在也只是假設，做學問不就是要大膽的假設嗎？今天的演講，不過只是一場演講，其實，為師對外面的世界倒是好奇的很，只可惜身不由已啊。”
方以智頗為無奈的嘆道。
后世很多人只知道方以智是大明遺民，看到了他對大明的忠誠，但卻大都忽視了的他的另一個身份——科學家的身份，相比他在文學上造詣，他在學術上的造詣更深，他著有百科性質的《物理小識》和《通雅》，涵蓋天文、物理、哲學、醫學、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識。結合西方天文學，方以智研究過地心說、九重天說、星宿、歲差等天問問題，修正了傳教士對太陽大小和日地距離的看法。曾根據金星的相位變化，提出水星、金星繞太陽運行的猜測。論述了光的反射、折射、色散，聲音的傳播，隔音消音，比重，磁效應等物理問題，提出了氣光波動說，并以小孔成像加以檢驗。還從西方醫學中引入了人體骨骼、肌肉方面的知識，對傳統醫學也多有研究。甚至還提出以字母來表示漢語的漢字拼音化提議。
其實這種對西方科學的求知欲，幾乎是所有大明文人的“通病”，他們和清末那些排斥、畏懼西方科學的文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其實，這恰恰就是明朝文人身上的特點。
從正德朝后，經濟的高度繁榮，使得大明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風俗……全都開始全面轉變。
而社會經濟的繁榮，也讓讀書人想要沖破八股禁錮。
按錢謙益等人的記載，甚至從正德朝開始，讀書人竟把通曉五經視為迂腐。而到了萬歷朝，讀書人居然甚至不好意思說自己喜歡讀書。無非就是覺得八股無用，在思想上另謀出路，開始廣泛追求知識的實用價值。
這場思想運動，其實就是大明的“文化啟蒙”，像王陽明、李贄等人，都是其中的關鍵人物。
而明朝寬松的社會環境，也是允許離經判道的思想言論的存在，當然要有個度。
不過，越是離經判道的思想，越容易受到儒生追捧，其中還不乏名士，從王陽明的“心學”到晚明的“實學”的流行，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人們想沖破舊思想的牢籠。
只不過，他們中的不少人都跑偏了。
無數儒生因為看不起八股，經也不讀了，書也不看了。只背幾本應付科舉的參考資料，說自己是經世致用之才，不屑與迂腐書生為伍，連司馬遷是哪個朝代的都不知道。
當然了，這是也是西方傳教士來華時，大明的學者們“發了狂”的原因，因為西洋的科學有很多是聞所未聞的新學問，也正因如此利瑪竇在書中記述了中國人的強烈“好奇心”，大明的學者“好像發了狂”，來訪者絡繹不絕，就是想了解西方的事情。不能和他見面的人則通過書信來往，有的人他們完全不認識，但樂于在信中和他探討天主教、科技等各方面的話題。
這種強烈的好奇心，促進了西方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在大明的傳播，而這種好奇心在乾圣年間，同樣也沒有消退，甚至因為皇帝的鼓勵而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就像現在，他們之所以會到國子監，就是因為現在的國子監是大明的學術中心。
當然這個中心并不是說那里是儒學的中心。而是科學的中心，經過長達20年的變革，國子監已經發展成了一個擁有多門學科的大學。
而對于方以智來說，有時候相比于做官員，他更愿意從事學問的研究，只可惜。
在馬車進入國子監時，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婿，又想到了身不由己的自己，忍不住嘆息道。
“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