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楚廷允許東湖與敘州及淅川之間每兩個月定期通過水路，安排原則上總運力不得超過兩萬石的商貨及人員往來，但在楚國境內需要全程接受中樞水師戰船的監管。
梁楚之間的商貿注定不可能完全不受限制，但楚廷同意兩國互市，并同意在長江、漢水、贛江、湘江、漢水及太湖沿岸的經制州，設立貿易點。
相應的，梁國也同意放開東湖、棠邑、巢州、滁州、壽州、霍州等地的邊貿，允許楚國的商貨進入。
雙方互免關隘過稅及市泊稅。
楚廷同意蜀國駛自渝州等地的商船，經長江水道與梁國南內史府進行邊貿。
梁國對楚廷稱臣，并歲貢一百萬緡，并向將作監及御醫局公開涉及造船、制藥、制酒、制弩等六十余項最新的工造技術，同意楚國子監每年選派四十人入洛陽學堂進修新學，允許楚廷在洛陽及南內史府派駐使臣；雙方共同對蒙軍及東梁軍宣戰……
梁國火線任命的鴻臚府卿韓道銘，趕在七月十五日地官節前夕，與楚國戶部尚書、參知政事鄭榆正式簽約宗藩盟約。
除了正式承認淮西及鄧均梁敘等州并入梁國外，這份宗藩盟約也算是給足朝廷的面子；也于梁楚締盟的同一天，新帝下詔審結金陵逆案、宮變逆案。
安寧宮徐后以金陵謀逆、殺戮忠良主犯論處，賜綾自縊；“楚國公”楊汾、章新春、陳德等十六人皆以從犯論處，或賜毒酒、或拖入刑場處斬；太后王嬋兒、襄王楊林以受妖言蠱惑論處，囚居皇陵之側的云林觀習道贖罪……
楊致堂非但沒能再阻止和談，甚至還只能眼睜睜看著新帝下詔削除周頓等人的將職，追問失軍之罪，侍衛親軍都督府都虞候鄭玄希等將受命登上鰲山島收編島上殘軍，并以此組建歸屬侍衛親軍都督府直轄的新的五牙軍水師。
而自崇文殿廷議之后，御史臺諸多侍御史、監察御史就輪番上書彈劾壽王楊致堂罔顧君父之仇、暗媾胡虜，楊致堂也被迫上書請罪，稱病求去。
也是締結梁楚宗藩盟約的同一天，新帝同意楊致堂辭去樞密院在家養病，同時調兵部尚書、荊襄招討使周炳武任回朝樞密使。
韓道銘、馮翊、文瑞臨一直拖到八月初旬，等到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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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大梁國主印的宗藩盟書送抵金陵之后，才攜帶歸由梁國收藏、加蓋大楚皇帝印的宗藩盟書渡江前往東湖。
在他們前一天，田城與魏續率領從敘州裁撤下來的將卒以及一批中高級工師，總計四千余人眾抵達東湖。
此時敘州的重要性還是毋庸置疑，但也沒有那么重要了。
為進一步減輕楚廷的警惕，除了裁減駐軍、將敘州精密鑄造及重型戰械及戰船的生產逐步往東湖乃至洛陽轉移外，韓謙最終任命喬維閻為敘州刺史，其他將吏也主要由韓老山的繼子韓東、譚育林的長子譚丘、趙直賢早年在敘州所收的醫徒裴休等一批名聲不是很顯眼、卻又足夠可靠的人員擔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