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大漢傳過去的東西，他們都無差別覺得是好的，必須學習，覺得大漢就是靠這些先進制度才牛逼的。不能光學工程技術和自然科學，連哲學政治理論體系也要學。
很多西方七世紀的頂級思想家，當時都成了鉆研殿興有福論的高手。畢竟西方人重建的制度也需要有皇帝、有國王嗎，而只要是君主制在地球上存在一天，“殿興有福”這種給正當防衛立國者準備的理論，就肯定是有好處的，能確保君主武裝建立政權后代際傳承更穩定。
那些西方思想家把這個道理想明白之后，就不約而同去跟類似于查理曼大帝、查士丁尼大帝、阿拉伯開國軍閥們這樣的世俗君主兜售，
告訴他們“大漢之所以強，就是因為他們過去七百年都沒有朝代更替，所以每次外國有興衰周期而大漢沒有，所以大漢可以趁你內亂要你命。而大漢的建設成果可以一代代代際傳承積累下來，厚積薄發幾百年后就比你牛逼了”。
于是乎，在全人類都還在君主制的情況下，李素的殿興有福論就成了7世紀的普世價值、跟晚清宣揚的“德賽兩先生”一樣被所有地球人中的讀書人掛在嘴邊。
大漢要用這個理論維持統治穩定，外國也要用這個理論武力復國，交戰雙方都拿著李素的理論整合自己內部資源、提升調度動員效率。
西方君主也先后在巴黎、君士坦丁堡、巴格達三處給李素立廟，但是要淡化他曾經是“大漢丞相”這個歷史身份，而是把他處理成一個普世價值的圖騰符號，同時著重宣傳他們本國那些把李素的政治哲學思想給本土化的具體哲學家。
總而言之，從人類思想史的角度來說，李素被尊為全球公圣，一直持續到君主制在地球上消失的那天。大漢雖然沒有長久實現武力統一全球的軍事勝利，卻也跟文明6里那些走“文化勝利”的玩家一樣，成功宣揚了漢式普世價值。
最終，大漢能穩固守住的固有領土，依然還是以撒馬爾罕、巴爾喀什、后世的孟加拉和阿薩姆為界，從這條線以東的土地，全部歸屬大漢所有，世界也早就習慣了，壓根兒沒想過反攻。
這跟幾百年前的疆域相差不大，最多就是阿薩姆、孟加拉和部分緬甸新開荒地區算是新加的，另外就是漠北一直到西伯利亞，也不可能有人來搶。
不過，大漢也在西方新四大帝國的重新叛亂建國過程中、因為雙方都用上了火槍大炮對戰，激發了新一輪的軍備競賽和科技升級狂潮。
之前大漢吊打全世界，因為沒對手，才漸漸僵化故步自封、諸葛亮之后兩百多年都不怎么攀科技。現在有了對手，競爭性升級，進步還是很快的。
所以到公元540年、西方各國分別另起爐灶重建的時候，蒸汽機工業歌命終于水到渠成進入了爆發期。
新形勢也需要新制度，大漢反思了之前六十年減少了一億多人口、白打了那么久又被推回來，決定進一步限制君主權力，不能再搞窮兵黷武轉移矛盾。
好在，這個世界的皇帝，也比另一個世界的中原皇帝更安心，不怕權力被限制后世的華夏之所以不能搞君主立憲，是因為君臣猜疑鏈已經鎖死了，皇帝失去兵權就怕被人殺了，是絕對的你死我活。
而如今的大漢，因為沒有過“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的黑歷史，七百五十年下來，大家也習慣了不姓劉不能做皇帝，所以皇帝自己也安心一些，敢試探性放權。
就好比原本歷史上曰本人的天皇，他們就不太怕被幕府將軍殺了，因為他們存續的時間長了，不改朝換代，君臣猜疑鏈就寬松一些。
大漢試圖發動全球統一戰爭的那兩代雄主過去之后，新皇帝也為之前的損失慘重、西方重新崛起下了罪己詔，從限制擅自對外宣戰的權力開始，往君主立憲過渡。
這種政治上的變革，也跟工業歌命的爆發，剛好吻合上了，整個世界就從公元550年左右、達到了原本歷史上1780年左右的生產力水平。
皇帝亂發動戰爭的權力被限制后，大漢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人口再次出現暴漲，但這一波他們就沒有再想打仗轉移矛盾，而是把腦子花在了“往美洲和澳洲移民”方面。
此后近兩百年，大漢靠這個新的思路，來解決本土人口過剩的問題。而歐洲人和中東人因為沒到這個程度，最后就導致美澳的當地人漸漸黃種人化，壓根兒就沒白人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