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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天起，蔡琰就不知不覺當起了廉價勞動力。
她在一次次折騰、不服、刁難之后，終于發現自己還是挑不出什么刺，沒法駁倒李素的《殿興有福論》。
就像一個剛剛讀初中的學霸女生，叛逆期發作，總想找自己語文老師的茬兒。
無論老師教了什么一般性的知識點，她不找幾個反面特例就渾身難受。而一旦自以為找到特例了，就欣喜若狂、去找老師答疑顯擺，暗暗期待老師編不圓。
但最終的結果，充其量只是在一次次的主動進攻中，幫李素把一個個概念定義得更加精準，把其他才疏學淺者可能遇到的誤解都壓力測試排查了出來。
一個月的著書立說時光過得很快。
李素每天上午跟蔡邕討論如何寫正經，
下午接受蔡琰的提問、由蔡琰記錄辨析注釋的內容。
蔡琰也還算知恩圖報，知道跟著李素做學問，也能撈到自己的著述，對李素非常禮貌，完全形成了對師兄應有的尊重。
每次李素想得神思疲乏了，蔡琰都會親手幫李素溫酒喝提提神、彈彈琴催催眠，以便讓李素恢復精力后，再重新拉著李素做學問、把他的精力再次榨干。
這種生活雖然辛苦，但是在問對的過程中，李素也琢磨明白了一些意外收獲：這種事兒，實在是太適合由蔡琰來做了，換個人恐怕還扮演不好這個提問者的角色。
為什么呢？很簡單，因為《殿興有福論》一旦公布天下、被朝廷認可之后，很多問題，當世大儒是不敢問的。所以李素根本不可能指望其他大儒跟他辯論。
這跟此論的政治性質有關：你丫盯著朝廷的正統論找反例特例，你想干啥？是想謀反么？
還是至少想為其他蠢蠢欲動想謀反但還不敢謀反的人提供理論依據、給他們壯膽、告訴他們“天譴已經被前一個造反者吸收應驗了，你們安全了”？
外人質疑得太細，很容易被扣上大逆不道的罪名——汝視十常侍之劍不利否？
但是，這些反例完全不辨析又不行，如果讓大家都不敢說，把對理解的歧義藏在心里，始終不得釋疑，也不利于統一人心，正所謂堵不如疏嘛。
比如之前提的那個“張角有沒有吸走張舉的天譴”，那就是最容易想到的問題，天下估計至少有幾千人會想到。
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找個蔡邕身邊的親近人，裝小白把這些問題問了。
蔡琰才十三歲，小姑娘一個，她問這種問題肯定不會被世人解讀為“別有用心、想幫反賊壯膽”，只會認為她是“天性好奇、純粹好學”，畢竟哪有女兒反對親爹的學術理論的。
而且她的問題都是李素輕易解答了的，就像《莊子》上那個負責捧哏的惠子一樣，質疑力度剛剛好，又不會有強到李素無法化解的毒性。
簡直就是一針滅了活的安全疫苗，尺度剛剛好，既不會讓本體病變，還能補上免疫漏洞。
學霸師妹工具人真香！
如此這般，三人精誠合作，忙碌到十月底，《殿興有福論》和《蔡李公問對》的初稿，終于先后問世了。
大伙兒最后斟酌了一遍，把兩套內容都交給甄家的工匠雕刻。
大約十一月初，成品的書就印出來了。
看著墨香未散的著作，李素的眼神閃過一絲厲色。
把這套書的內容宣傳出去，再配合劉虞的軍事壓力和利益誘惑，三管齊下，是時候送反賊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