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設計了一種‘鈔引’，都是蓋著咱京兆尹大印的，還有一些別的防偽，并抬高長安的糧價，引誘荊北民間的商人助理，趁著荊北秋收糧價下跌，大量買入秋糧，走武關道陸路販賣到長安。
抵達長安之后，我們也不直接給足額的錢財，而是以這種鈔引，提供在上庸與南陽、襄陽邊境我方貨棧內的蜀錦瓷茶鹽鐵為抵押，讓這些荊北商人可以在回程后，在南陽本地提貨到與鈔引上標價等值的上述貨品。
如此一來，官方組織運輸的靡費、貪汙損耗，多少可以憑借民間商人的自發高效組織彌補掉一大部分。
比如，往年漢中的糧價是三百錢一石，今年因為北伐，已經漲到六百錢了，秋收之后，因為關中嚴重缺糧，我估計漢中的糧價也要漲到至少八百錢。按照褒斜道運糧四倍的損耗比、陳倉道兩倍半的損耗比。
長安的糧價，至少要漲到三千錢一石，才能吸引民間商人自發從陳倉道運糧周濟長安。但這樣運下去，漢中的糧食也不夠，所以咱不如官方把控住陳倉道的流動，進一步漲價，比如定四千錢一石一段時間，甚至暫時短期內五千錢。
先吸引袁術劉表境內的商人逐利，把糧食賣過來，給他們換四五千錢蜀錦茶瓷鹽鐵的鈔引，就地交貨。只要信用建立起來了，讓對方有利可圖，不光袁術會沿著武關道賣糧，袁紹在河內的存糧，說不定也會通過河東賣過來——
不過跟袁紹交易要多費點事兒，不能放在第一批，因為我們給袁紹的蜀錦鹽鐵得在長安本地交貨，不能讓袁紹的商人回程時自提，他們不順路。所以，跟袁紹交易是會擠占我軍往關中運糧的運能的，得分出一部分走陳倉河道的糧船，改運蜀錦鹽鐵，我們得不見兔子不撒鷹，確保袁紹的商人主動求著做這個生意，我們才能開始。”
李素這套方法，其實也是他想了好多天，才統籌出來的，連劉巴都沒那么深遠的思慮，一開始聽到的時候也是驚訝到覺得難以想象，也不敢評估。后來熟悉了一點，也只能提供一些修修補補的意見，大致形成現在這個樣子。
至于這套想法的來源，李素是如何“以史為鑒”的，這就得起碼往后追溯到商業發達的宋朝了——隋唐的時候，邊軍軍糧運輸一直是個老大難問題，甚至不得不鬧出節度使藩鎮割據自己在邊境屯田解決。宋朝就靠商業思維和市場經濟多少解決了，不就是給商人發放專賣鹽、茶的鈔引，來換取商人自發往邊軍駐地運糧么。
當然了，李素肯定不能直接借鑒，因為宋朝這么干是有中央政府信用保障的，李素卻沒有，軍閥之間如今都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平等交易，誰也不敢給對方信用賒欠，誰也沒那么大臉面。
所以，鈔引之法的基礎上，李素還借鑒了北宋范仲淹的抗災辦法——范仲淹在慶歷新政失敗后，皇佑二年（1050）在被貶斥知杭州期間，遇到了災荒，就是用提升糧價，引誘周邊府縣的商人逐利大批運糧到杭州賣。結果因為商人信息不對稱、時效性不強，糧食扎堆運到之后，已經足夠多了，無法再形成囤積居奇的局勢，只好再重新降低價格賣。
所以，考慮到時間差，李素先在長安主動提高糧價引誘商人，確實是很精妙的一招。只不過，走黃河、河東運糧得派兵保護，走武關道六百里山路用車子運糧，成本也很高，所以商人本身成本太高了，后續就算差不多夠了，想糧食多到降得跟往年一樣，那也是不可能的。
畢竟客觀情況差距太大，范仲淹知杭州，那是魚米之鄉，偶爾小災，隔壁就是“蘇湖熟天下足”的大糧倉，而且京杭大運河水網縱橫運輸便利。
李素這兒，那么多硬性成本扛著，以河內與南陽襄陽養長安，一開始標個五千錢，來的人多了，最多也就跌到三千錢，還是要比長安本地豐收之年貴上十倍。
當然李素肯定是問心無愧，因為歷史上194年三重大災無人治理、還趕上李傕郭汜內部混戰，長安城內的糧食可是漲到過“白米石五萬錢，麥三四萬，豆粟兩萬”。
三千錢比五萬錢，已經是跌了十幾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