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食的話因為可以把牲畜活著驅趕運到要供應肉類的城市再宰殺，所以也不會因為人口的聚集而陡然變貴。
但蔬菜不一樣，蔬菜是很容易腐爛的，運輸不便、不穩定的時候，大城市的蔬菜非常貴。因為京兆地區的耕地面積全加起來最多養活六七十萬人，而京兆的總人口有超過一百六十萬，光長安這一個大都市就有一百多萬人。
如果京兆的農民自己按比例種蔬菜和自己吃的糧食，那蔬菜最多只夠六十萬人吃的。再遠的扶風、馮翊雖然可以把肉牲和糧食運過來支援長安，但蔬菜沒運到就腐爛了。
一百六七十萬人爭著吃只能供六十萬人吃的蔬菜，蔬菜當然暴貴了，以至于長安市民原本吃菜也沒比吃肉劃算多少。
在商業和運輸不夠發達的時候，百姓因為“自己的口糧必須自己種”，離大都市近的土地一大半被糧食作物占用了，這個供給也是無解的。
事實上，歷史上要到宋朝商業環境高度發達之后，大都市周邊的土地集中種植蔬菜、農民口糧也問外地糧商買，這種生產模式才會普及，才會有“大都市周邊的農民也吃商品糧”的產業結構優化。
此時此刻，聽了袁渙如此聲討這種合理的商業化進步和資源優化，荀攸不由好笑，直接很有優越感地教育了對方：
“袁別駕，你沒見識我們不怪你。這租庸調輸法變法的妙用，是去年右將軍遍訪西涼、苦思如何減少均輸損耗之弊想出來的妙法，為大王所用。
若是我們真不顧民生，那這長安周邊數縣的田地，就不是全拿來種蔬菜了，可以種更多賣錢更多的東西嘛。北方就算不能種桑養蠶，那也能種棉織棉布，產量雖然比西涼低，卻也比按現在的糧價種糧食高。
甄家和京兆一些有責任心的世家，肯只是引導百姓種菜，已經是非常克制了。須知一畝田地種麥，畝產不超過四石。可如果種蘿卜種芋，從收獲分量來看，是超過種麥的。
米麥自古為君主與諸侯所好，不過是因為富余產量便于儲存，可以放置多年。但米麥的產量，是不如一些高產的蔬菜的。
赤貧之民非吃米麥不可，也不過是因為寒冬與春荒之時，蔬菜野菜未熟，必須要米麥渡過青黃不接。又因為運輸沒有保障，不確定每年青黃不接時，外地是否有足夠米麥會運來發賣。
現在有了租庸調輸法，有朝廷控制的運費明碼標價童叟無欺的均輸車船隊，給百姓一個穩定的運價，承諾只要加這些運費就能買到陳倉、郿縣的余糧，京兆各縣百姓才敢放開了全部去種產量更高、也確保能賣得出去、只是保鮮時間較短的東西。
這是惠民！如何能跟管仲削魯的毒計相比！你們關東士子，居與黃淮平原之地，人口均勻，田地肥饒，自給自足，如何能理解大王為西陲偏遠、山險之地百姓互通有無、提供保障所做的努力。”
袁渙被荀攸一陣解讀，說得啞口無言。
雖然他數學不好，一時還無法徹底算過來，但他至少知道對錯，知道自己一開始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的譴責是有問題的。
劉備毫無疑問真的是個實用主義的仁君，才會采納李素這一系列的經濟變法建議。
均輸的另一個外地諸侯原本沒想到的好處，就是“給百姓提供物流成本的托底擔保”，讓百姓因為相信“只要給多少運費，誰都能要到足夠多的外地貨”，從而放心放開對土地產出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