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劉備還忍不住感嘆了一句：還是伯雅會做事，知道遠程時隔半月君臣議事，就該把臣一方的“會議紀要、決策過程”都曬出來，便于皇帝查看，也省得讓傳遞消息的使臣口頭解釋太多，不怕傳錯話。
上次諸葛亮的建議，就有點不夠周全，至少決策過程沒有都形成到秘奏上，一部分還要依賴黃權的口頭釋疑。
于是劉備隨口一說，讓黃權下次記得關照諸葛亮：河東河內那邊，再有任何需要朝廷全局配合的議題，在秘奏的時候，記得學學你李師寫會議紀要。
然后，從這年夏天開始，諸葛亮也成了會議紀要的第一個“受害者”，開始學習模仿老師的辦公文體，把決策討論過程都附在附錄上。
（注：稍微澄清下。在正式朝議上，每個大臣在君前說了些什么，也都會被秘書郎記下來，但僅限于朝議。至于臣子的奏折，是不用寫討論決策過程的，皇帝也不看）
且不說這些長遠影響，單說劉備全盤接受了李素對擴軍練兵部分的意見后，繼續往下看工商稅改革，然后很快也不得不承認，李素的謀劃比他一開始拍腦門的想法要持重得多，也更循序漸進。
李素建議劉備：今年絕對不能立刻開征新式工商稅，不能試圖形成常法，那樣反抗太激烈了。第一年應該放出風聲后，承諾“即使要進行這個改革，也得從后年開始收，今明兩年肯定照舊，給民間適應期，同時利用這段時間討論新商稅的具體實施方案。”
同時，放出這個風聲后，朝廷可以先做出承諾，今年仍然以富商和勛貴產業的主動帶頭認捐為主。但所有的認捐，到后面都能抵扣翻倍的免稅額度。
比如今年捐了一億錢，后年這家巨富勛貴的年稅前利潤是五個億，按照稅法要繳納一個億，那么這一億就不用交了，甚至大后年還是一個億稅，可以繼續抵扣，抵掉兩年。
這樣也是為了分化瓦解富商豪族勛貴系統，讓主動投靠的分享更多減免。
當然稅率的具體算法，肯定后續有時間可以慢慢再討論，不太可能真的按照“純利潤按比例納稅”的辦法，畢竟這個時代沒有相應的會計制度，也算不出對方的純利潤是多少、成本是多少。
所以，從類型上來類比，工商稅收的肯定不是“增值稅”而是“營業稅”，就按照漢朝舊制，從目前的“市稅”上改。
這些具體說起來就復雜了，真到這一波仗打完再說。
反正漢朝此前就是有作為常法的“市稅”（在特定市場區域交易，收2%交易稅），以及理論上作為法外臨時措施的“關稅”，但絕無手工業生產環節的稅，未來肯定要慢慢梳理、統一。
（關稅在春秋戰國時以過諸侯國之間的邊境關隘才交，秦統一后理論上都是一國，不該繳關稅。漢初也為了政治正確，顯示天下一家商人流動沒有‘出境’，所以也不收關稅、只收市稅。
但西漢后期沒錢花了，加上東漢大部分時間，都事實上法外恢復關稅，也是每過一個郡/封國邊境、或者朝廷有都尉駐軍的關卡，收貨值的2%。進入戰亂后各方諸侯為了籌措軍需，再法外加重比例，也都很正常，有加到10%甚至更高的。
另外一貫以來的“市稅”也只是理論上按營業額交，實際上是有監管市的官吏、行會組織包稅的。也是因為查賬困難直接征收成本太高，包稅人就按照去年這個市的銷售額估個數字、給官府交2%，官府認了就行。
類似于日本戰國時的“座”，或者西方的“同業公會”。信長游戲里的“樂市樂座”其實就是取消市的包稅官，諸侯直接對商人統計交易額、直接征稅，不讓包稅中間商賺差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