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再怎么貼金、圓話，也真的和王道對不上。誰要敢說這是“王道”，那真就可以開除儒籍了。
陳亮那群人，也只能朝著三代之治是王霸并舉的路子上走，可不敢說霸就是王、王就是霸。
而是把最高追求定為三代而非王道，并試圖“扭曲”最高追求的三代和王道并不畫等號，而是說假如最高追求是三代之治，那么三代之治本身是王霸并舉，所以王道本身的神圣性低于三代之治，實際上就是在扭曲“內圣外王”這個最終追求本身，并降格為和霸術并行的次級神圣。
這也是激進事功派和其余道學派的一大矛盾廣義周禮派的“至高神”是三代之治，而王、霸、實學、雜術，是至高的三代之治、大同之世的手腳口鼻；廣義的道學派，則認為三代之治和內圣外王，二位一體，內圣外王就是三代之治、三代之治就是內圣外王。
其中分別，任何一個舉人水平的都能分得清。
當然一些秀才可能分不太清，但舉人水平的肯定分得清。
孟松麓等人面臨的問題，恰恰是無法在學派內部解釋自己為什么算是儒家，但又篤信自己才是真的儒生，所產生的認知混亂。
這種認知混亂之下，他對劉鈺的態度，或者說他們學派對于這場變革的態度，就是非常扭曲的。
既支持。
又反對。
既樂觀。
又悲觀。
既肯定。
又否定。
所有支持、樂觀、肯定的一面，又可以說是明末亂世的殘余。
學派創始人經歷了明末的恐怖，真的是天下將亡、混亂不堪、差點神州陸沉的大恐懼之下，在亂世中某種意義上的“救亡圖存”壓到了一切所謂陳同甫、王荊公之學，霸則霸矣，然或可救天下。
亂世危亡之際，實用性壓到了一切。
當然實際上并沒有什么卵用，因為他們并不是明末亂是的主角，最終天下興亡也不是他們決定的，甚至最多算個配角。決定明末走向的，還是當兵的、邊軍、反抗的百姓、堅守的“賊寇”、不識字的流民、識文斷字帶著清軍圍剿農民起義的士紳。
不過，這種亂世思潮的殘余，影響到了大順盛世這些年。
之前亂世下的同路人，在盛世時候，不得不重新分開，決定以后的路該怎么走。
要分，但還沒完全分的狀態，也就造就了這種矛盾的心態。
所以就像孟松麓面對劉鈺這種一脈相承的霸術手段，聯想到劉鈺對朝鮮國等藩屬的態度和做法，他就真的挺矛盾的。
或許，遠離這里，也未嘗不是一種解脫。
但對于朝廷這些年對藩屬霸術用得太多的這件事，他還是稍微提醒了一下劉鈺。
然而劉鈺聞言，倒不在意，嘲笑道“昔者，元末時候，紅巾北伐過鴨綠江，關先生傳檄朝鮮王曰慨念生民，久陷於胡，倡義舉兵，恢復中原，東逾齊魯，西出函秦，南過閩廣，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饑者之得膏梁，病者之遇藥石。今令諸將，嚴戒士卒，毋得擾民，民之歸化者撫之，執迷旅拒者罪之。”
百年前的正式稱呼，是紅賊。現在大順這邊的官方稱呼，不是紅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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