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劉玉的名聲，尤其是在巴黎沙龍間的名聲，相當不錯。在這里，就完全不一樣。
在歐洲的“沙龍”界，基本上，在里斯本大地震之前，當時還活著的劉玉，“先知”般狂噴了天主教廷和耶穌會，在那之后，至少在歐洲，他在巴黎的沙龍間，已經成為了啟蒙運動的“東方旗手”。
這事，在大順，就是個小事，小到不能再小的事。
但在歐洲啟蒙運動中，卻是個大事。
一方面，劉玉“先知”般地提前把耶穌會和天主教聽在地震后可能要說的話，諷刺了一番，而事實果然如此，里斯本大地震之后，耶穌會果然聲稱這是天罰。
另一方面，劉玉提前的狂噴和打預防針，為早期啟蒙運動的重要支柱來布尼茨樂觀主義降了降溫。
這在歐洲的啟蒙運動中非常的重要，按照歐洲的宗教浸潤人心的傳統，理性主義很容易走向極端，而極端又很容易在面臨里斯本大地震的時候懵圈說好了，這是萬千種可能中，最不壞的那個世界被上帝選中，可里斯本的大地震血肉模湖的場景真正入眼的時候，怎么也沒法相信這就是“萬千種可能中最不壞的世界”。
那場之前所謂的“啟蒙運動加速年”之后，由里斯本大地震等問題作為導火索，最終引爆了耶穌會問題、各國與教廷關系等，導致了耶穌會被解散，這被視作啟蒙運動的一場重大勝利。
加上法國作為啟蒙運動的重要陣地，和德國的絕對理性主義啟蒙還不一樣，他們更激進，最終也更傾向于無神論。
而舍棄來布尼茨的樂觀主義世間雖有惡，但這是一種平衡，是上帝創世時候弄了成千上萬個程序后，發現這才是bug最少、相對來說最好的那個對法國啟蒙運動的激進加速到反教會、反宗教、甚至最后破四大舊把圣母院改理性圣殿，是非常重要的。
啟蒙運動既然是一場偉大的運動，那么必然得有兩個條件。
一為現狀的批判。
二對未來的展望。
不是說別的沒有。
而是說，想要偉大，這兩條是必須的。
那么，對未來的展望，又得具備一定的世界視角。
于是，劉玉鼓吹的自由貿易、配上自然秩序論，自然可以作為對未來展望的一部分。
包括說。
67年法國發生饑荒，而重農學派認為不應該管，應該等待自然秩序的調節。
這是不是啟蒙運動
當然是啟蒙運動的一部分。
這就好比說，伏爾泰和盧梭整天對噴，那你總不能因為他倆意見不同，就開除盧梭或者伏爾泰的啟蒙籍。
現在的大順，處在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狀態下。
這不是說軍事或者地緣，而是說“文化”上。
大順實學派的對外擴張派，秉持的是劉玉當初定下的“把世界的，偽裝成民族的”。
這是進攻手段。
但一樣。
大順不能接受基督教，而歐洲自然也不可能接受大順的舊時代的諸多傳統文化。
是以，這個“自然秩序”、“道法自然”，便是大順最佳的進攻手段。
首先，這玩意兒，你別管這道、自然，到底是誰創的。是上帝、耶和華、盤古，亦或者別的什么玩意兒，那都無所謂。你覺得是誰，那就是誰。關鍵是自然，而不是自然是誰創的。
其次，這玩意兒，是一種對未來的展望。而啟蒙運動中，自然包括著對未來的展望，這種展望又必須是世界范圍內的，不能說這東西在你這對，
在別處就錯。
最后，劉玉在大順一戰之前，描繪了一個美好的未來各國自由貿易，充分發揮各國的絕對優勢、比較優勢、整個人類都一起攜手蒸蒸日上。
這東西吧，在之前的大順，其實影響力沒那么大。
但在支離破碎的歐洲，影響力可比在大順這邊大多了。
人，不能虛空打靶。
在大順，具體到經濟問題上，之前噴的方向，一直延續著鹽鐵論里的幾個事無非就是鹽到底是否該徹底放開，商賈去經營；朝廷到底有沒有必要鑄錢，為啥不把鑄錢下放給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