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不怠真的是見的多了，這種換湯不換藥的手段，不知道上演過多少次。
又笑著道：“昔年王荊公解《周禮》之義，便說‘周國事之財用、具取于息’。他說的是‘周’，可實際上卻是在說‘宋’，說他的‘青苗法’。”
“西洋人不喜歡托古改制，倒好像挺喜歡編一個‘理想國’的。但都一樣，看不見、摸不著。”
“托古、理想國，不過皮爾。天朝之傲，容不得一個外面的理想國，也就只能尋古之‘三代之治’了。”
“古儒、復古的、理學的、心學的，都是要‘復三代之治’。可走的路完全不同，這‘三代之治’和西洋人編出來的‘理想國’有什么區別？”
“這伏爾泰，借古喻今、借外喻內。口說中國，實欲法蘭西行立法憲而約君主之制度也。”
“天朝自有‘三代之治’。誰都知道三代之治好，諸子百家，道法儒墨，皆言上古之治。只是，天朝的問題，在于怎么走到那三代之治、大同之世。”
說罷，笑吟吟地看著劉鈺，小聲道：“我素知公子有變法之志。然有一句話，公子需得謹記。”
“仲賢請講。”
“天朝不能講化外之好，萬萬不能講。只可托古言志，萬不可學這伏爾泰，借外言內。天朝自有國情在此，此大忌也，不但無利，反而大害。除非天朝以至死而求生、外部壓迫事事勝于的地步，否則不可借化外之說而行變革之事。”
這一點劉鈺也琢磨過，聞言鄭重點頭道：“仲賢言之有理。但托古改制亦大忌也。我本欲求諸先生，奈何先生也難成一家之言。”
康不怠苦笑道：“公子，非是我不作為，實在是……實在是若以托古，則這一家之言，可道、可法、可墨，唯獨找不到儒之路。這里不是倭國，就倭國打著儒家之名而言刑名法墨之事，在這里一眼就能分得出。”
劉鈺也是苦笑道：“這么難嗎？”
“不是難。而是法、墨、黃老之言，如今只留只言片語，言不過數萬。借題發揮、斷章取義，自是容易編造。一如公子言法蘭西國之重農學派，只一句‘道法自然’，我雖不才，也能編按公子的意思，造出一整套體系。”
“再比如公子給倭國用的絕戶計，天道損有余而補不足，這一句話借題發揮，就能搞出公子所要的絕戶之法。”
“可儒家義已成型，千言萬語，實在不好借題發揮、斷章取義。如今本朝破而不立，誰都想當正統，那么必然誰的話都要被挑毛病，以儒家之義挑，總能挑出來。”
康不怠想了一下，給劉鈺舉了一個簡單的例子。
“譬如本朝之永嘉永康學派，講功利。墨家遺經，亦講功利。但，同樣是功利，究其內核，一眼可知儒、墨。倭人儒生都分的清楚，本朝卻怎么可能分不清楚？”
“王荊公那一套，誰都知道乃管仲法家之術。可公子也要明白，是王荊公成了宰執，而定荊公新學；卻不是因為荊公新學，儒生皆服，而成宰執。”
“他都成宰執了，他說他那是源于《周禮》、《詩經》、《尚書》的儒家大義，誰能說不是？畢竟，有三舍取士之法配合，使一思想，不認的當不了官。”
“但自明以來，與宋已然不同。宋之宰相，或可定天下之大義。但如今本朝，除非皇帝說：大義就是如此，不這么解的不能當官。否則，實難。”
說到這，他用極其微小的聲音問劉鈺道：“公子可認可那法蘭西人伏爾泰之義？”
劉鈺沒有回答，康不怠又小聲道：“除非皇帝說，義即如此，所以皇帝之權必要至高無上才能君言即法；而皇帝若君言即法，又怎么可能立憲而約君？此悖論爾。”
“吾素聞法蘭西國，自其王路易十四始，集權之政頗類本朝。伏爾泰之義，斷不可行。以吾觀之，其言大行于歐羅巴，乃至瑞典亦知，足見民心之所向。其義若欲成，必先大亂。”
“公子可細觀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這話可謂是頗有遠見，若別人聽了，定然點頭稱是，以為然。
可劉鈺聽來，卻是哭笑不得。
心道，我……我特么已經看過一遍了。問題是法國那條件，以大順現在正值王朝巔峰期的架勢，完全沒法復制啊，啥也學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