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爾貝爾的政策，延續至今，放在造紙業上，路線也很明確：從大順招攬技術工人，法國國庫投資興辦造紙業工廠，在確保可以生產之后提高關稅保護本土造紙業，通過貴族、王室和政府訂單確保造紙業蓬勃發展，可以滿足內需之后開始對外出口換取金銀貨幣。
造紙業和紡織業，這是弗勒里臨死之前，定下的發展計劃。
爭取在五年到十年之內，依靠大順這邊的棉紡和絲織技術，使得法國成為歐洲技術最好的棉紡和絲織中心；依靠大順這邊的造紙業技術，讓法國再也不需要進口英國的紙張，甚至要在滿足本國需求之后對外銷售。
除了這些技術性的問題外，弗勒里在死前，還想要了解一下“中國式的發展模式”，尤其是中國古代對手工業的控制、促進和稅收狀況。看看是否可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法國和英國、荷蘭，在經濟上走的不是同一條路。
科爾貝爾的一系列政策，延續至今，若以大順這邊的人看來，自是覺得頗為熟悉，至少比英國、荷蘭那一套，要熟悉的多。
比如此時的財務總監菲利貝爾，極力促成的“法直道”建設——以巴黎為中心，修筑四通八達的道路，每個法國非特權階層，每年都要為修路服役兩周，征發勞役。
比如此時他極力促成的“運河計劃”。征發民夫，修建運河，連續挖通了圣昆廷運河，連接了幾條大河，提升了基建和運輸水平。
這些運河和公路網，以及修建這些公路網和運河的測繪準備，是法革時代精確的卡西尼地圖的基礎，沒有這個時代打下的公路基建，也就沒有那份精確的卡西尼地圖。
在《雙雄記》里，大仲馬寫道“桌子上攤著一張卡西尼的地圖，這上面連最小的崎嶇小道都能找到”。
于是法國公眾“看到”他們的國家，并且從國家意識的最早地圖顯現中認同他們的國家、找到他們的家園、生活的村莊、城鎮，明白自己生活的地方叫做法國。
地圖上的每一寸土地界定為法蘭西，將人民和土地綁定在一起，不是向一位君主效忠，而是忠誠于一個非人格的、想象的國家共同體，它叫作法蘭西。這是后來義務教育課堂墻上多半掛地圖的起源。
又比如法國一直頗為重要的“官營手工業”，當然在法國這邊，叫“王家手工工場”，都是由王室專營，工匠雖然不是匠籍，但法國官營手工業的比例一直很高，和英荷那一套完全不一樣。
從純粹的歐洲中心論，或者西方中心論的角度，世界的近代史、現代史，似乎是英荷與法蘭西爭霸的延續：英荷模式，自由貿易，VS，科爾貝爾國營工業主義、法革、盧梭人民主權論、巴黎公社、俄國革命、計劃經濟……只是對抗者的正統不斷東移。
從歷史神學的角度，世界的近代史、現代史，似乎是正常的、普遍的發展模式，VS，昂撒人意外的、不正常的、突變路線。正常的、普遍的發展模式，最終走向的，似乎都應該是明清這種封建帝制的巔峰，但昂撒人突變了。
這都是錯誤的想法。然而正確的史觀，此時還未誕生。
于是弗勒里從那些啟蒙學者和傳教士描繪的虛幻的中國圖景中，似乎看到了一條不一樣的、適用于法國的道路，而且和科爾貝爾的體系是如此相近的道路。
尤其是大順這邊對王安石變法，并非是全面的否定。而大順武德宮以及內部的三舍法等一系列名目，更是讓法國派去中國的傳教士，不得不去了解一下王安石的生平，然后用他們的思維方式得出了王安石和科爾貝爾有些相似的結論。
但正如后世《宣言》中的批判和諷刺一樣，“在這種著作從法國搬到德國的時候，法國的物質基礎卻沒有同時搬過去。在德國的條件下，法國的文獻完全失去了直接實踐的意義，而只具有純粹文獻的形式”。
說實在的，連大順，大明，都沒法復刻宋時的制度，因為物質基礎不一樣了，官營經濟的持續下降、宋代官營壟斷和全方位商稅和貿易壟斷體系，也根本沒法學。
大順、大明都沒法學，況于法國。
最基本的勞役制度、匠籍、買撲、官營手工業比例、貿易控制、官僚比例這些，都完全不同，只能是“完全失去了直接實踐的意義，而只具有純粹文獻的形式”。甚至連大順自己，對著古書，也是如此，根本沒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