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抓與放的區別之外，大順這邊的南洋貿易公司，與西歐的東印度公司，還有另一個巨大的區別。
在英國東印度公司于印度收地租作為重要收入之前，英荷的東印度公司，基本上還是一個靠進口賺錢的公司。
整個東印度地區，畢竟不是非洲，歐洲本土的貨物其實很難賣出去的。至少此時，不論質量還是價格，西歐商品除了軍火，實在是沒啥優勢。
而大順的南洋貿易公司，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以進口為利潤目標的公司。
當然，目標也不只是簡單的出口，而是以擴張市場為目的的。
英國工業革命之后，東印度公司就基本解散了。
除了東印度公司自身的問題外，主要還是與英國本土的經濟基礎不契合了。
當工業革命爆發，英國需要的，是擴大市場、是出口，有喊自由貿易的資格了，這時候搞壟斷專營和把控進口原材料的東印度公司，遲早要死。
但大順這邊要組建的南洋或者叫西洋貿易公司，從現在開始，就要承擔1820年英國政府的職責，向外擴張、擴大市場、擴張銷路。
劉鈺可以確定，短時間內，除了原材料外，進口基本沒有能賺到錢的東西。
大順雖不是法國，沒有明確的“科爾貝爾主義”指導，但利潤的引導下，這幾年也逐漸開始搞一些進口替代的本國商品。
包括歐洲那邊非常有優勢的鐘表等，雖然質量還是不如，但是廣東、松江等地，已經出現了本地產業——本國的能湊合用，和根本沒有，區別還是挺大的。
至少讓大順這個“只吃不拉的貔貅”，更加的難拉出來。
至于真正能賺大順錢的東西，都是此時的“高科技”，比如航海鐘。劉鈺倒是希望大順能白銀外流，買一堆航海鐘，問題是人家根本不賣。歐洲那邊對出口管控非常嚴格，甚至連非常好的產毛的西班牙羊，都在管制名單里。
這種區別，或者說此時大順和英國經濟基礎的區別，導致了這個即將成立的南洋或者叫西洋貿易公司，從一開始，必然是侵略性和進攻性極強。
他們就算主觀上想當買辦，客觀條件也不允許。買辦現在買一堆英國呢絨，不是把大順的紡織業搞垮，還是能把自己搞破產。
這些客觀條件，使得他們不得不具備極強的進攻性，對外擴張。
對大順這些商人階層的進攻性和侵略性，劉鈺是很有信心的。不管是之前的有人就海商、沒人就海盜；還是強買強賣、冒著炮擊在日本走私……雖然都不是什么好詞，但這都證明了他們的“開拓精神”。
所缺的，就是將力量與資本整合起來，以及朝廷在背后的巨大支持。
朝廷支持，就是所謂的“抓”。
現在劉鈺用“放”，來堅定這些商賈的投資信心。
而“抓”本身，對大順而言，這就是個根本不用強調的事。
所以，此時朝廷要“抓”，對這些商人而言，也算是一種信心來源。就像是當初跟著劉鈺去日本、在下關海峽紀念因為走私而死的兒子的那些海商，問他們最想要的是什么，在一定的時刻，他們最想要的一定還是朝廷親自下場。
抓與放的均衡點，不好掌握。劉鈺也沒說自己就是朝廷這邊的公司督辦，但這些商人基本默認就是劉鈺，所以的“抓與放”的這個均衡點，也是充滿信心。
如此一來，劉鈺見這些商人已經開始討論朝廷居然要搞督辦和董事會雙重中心的組織結構，便道：“之所以我要先問問你們，到底多少年息，你們才愿意投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