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以降，中華歷朝就像是一個腰被砸傷的人，以前千斤的力氣，現在病懨懨的，腰都沒勁，哪還有力氣？
問題在哪？
江蘇節度使看來，問題就在漕運上。
如果天下太平，這還好。
一旦天下有事，打仗是不是得用南方的錢糧？
南方的錢糧是不是得經過運河？
運河是不是有將近十倍的損耗？
運河的損耗是不是運河兩岸的百姓來補足？
出的人力力役折損是不是要催發起義？
起義是不是會截斷漕運讓問題更嚴重？
漕運糜爛，是不是打仗也要出問題？
當然，江蘇節度使不能用“起義”二字，用的是叛亂、民變、愚民被人所用等詞匯。
到時候，外患引發內憂、內憂引發內亂，縱然黃淮地處中原，朝廷可以全力鎮壓，最多只能為王前驅，成不得事。
然而引發的一連串連鎖反應，朝廷若有明君還能壓住，一旦是個孱弱之主，天下就要大亂。
皇帝對此是認同的，其實心里也明白，大明大順兩朝，對黃淮百姓，確實是“狠”了點。
為了保漕運，一旦有水災，朝廷雖不明示，可實際上是默許“保北不保南、北堵南疏”的政策的——說的就是安徽，以至于自明以后，提起安徽，魯南河南等地的百姓，想到的第一個詞，就是要飯花子。
十年倒有九年荒，問題不出在鳳陽那個朱皇帝身上，而是出在燕王那個朱皇帝身上，出在靖難之役定都北京又廢海運走漕運上。
過了黃河，運河緊貼著黃河。黃河的泥沙一旦進入到運河里，運河就走不了船了。
幾十年前，荷蘭使者入京請求貿易順便攻擊天主教的時候，使團成員彼得·馮·霍姆就測量過運河的水深，也看出了運河的問題，并認為淤死是早晚的事。
之后的荷蘭使節團還奇葩地給出一個結論，說是底部的淤泥導致了水深過淺，而不得不用平底船，這導致了國家的造船設計傾向于平底船，過度傾向于平底船使得這個國家距離海洋越來越遠。
連第一次來運河的荷蘭人都能看出來的問題，國朝的人能看不出來嗎？
所以，“默認水災保北不保南”，就是朝廷的政策。雖說淤死是早晚的事，但不讓黃河泥沙入運河，最起碼能晚淤死個幾十年上百年。
洪澤湖越來越高，淮河上游，尤其是安徽地面的淮河流域，水往下流不動，怎么能不發大水？怎么能不十年九荒？
而如果不默認保北不保南，黃河從北邊出事，濁水沖入運河，就黃河的含沙量，運河還能通行嗎？
自明朝起，就不敢用黃河的水做運河水源。
于是才有了各種各樣的奇葩政策：灌田者，不得與轉漕爭利。
旱天缺水的時候，運河不放水，不準澆灌土地。
雨天發水的時候，運河排水，大量的水入溝渠、淹農田。
當地的老百姓沒啥文化，“素質”顯然不高，不懂之乎者也，自然直接罵娘。
當地士紳有文化，“素質”略高，懂之乎者也，遂言：國家大計在轉輸、轉輸資漕渠、漕渠資河壩。然，民之富藏于田、田之利藏于水。無水灌禾則民貧，民貧何以給轉輸？
不用黃河的水，就得和農田爭水。
可用了黃河的水，最多二十年，過了黃河一直到濟寧的河道，就全得淤死。
所謂默認，就是皇帝當然不能直接說出來。皇帝也不可能在朝堂說，南邊的百姓可以禍害，北邊的漕運不能禍害。
但官員干的時候，北邊開口子影響了漕運重罰、南邊開口子只要事后堵上也就打個哈哈就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