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其惡而縱之，此鄭伯克段于鄢之故智。朕叫你多讀史書，看來還是有些用的。”
皇帝的語氣已經漸漸有些輕松，至少比起之前那副聽到“從長計議”就垮下臉的神態好了不少。
劉鈺倒是沒覺得這算是什么鄭伯克段于鄢的故智，他也根本沒把澳門本身當回事。
他說人嫌貧愛富，其實歷來如此。只要大順沖出了馬六甲，澳門的事根本就不算事。
從明末東學西漸開始，劉鈺就說中原王朝的統治階級就像是個草履蟲。
都是被動、回應；受刺激、被動反應的狀態，很難說有什么主觀能動性。
包括禁教，也是如此。受到了沖擊，然后自己做出一些反應。
但反應的是否劇烈，取決于刺激者的能力，或者說另一個文明的強勢程度。比如歷朝歷代，從來不會被西南諸土司刺激到，也不太可能被東南亞土邦刺激到，然后做出相應的反應。
這是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的意思，便是首先要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是文明的、代表文明的，那么夷狄的那些自然都是疥癬之疾，遲早要被文明所融化。
漢唐時候，距離太遠，消息不暢。
而至明末，應該算是天朝第一次發現，原來遠方還有一個可堪文明的競爭者。只是由于距離遙遠和文化自信，并沒有去主動參與這場文明競爭，只是采取這種被動、應激的模式。
從劉鈺琢磨著下南洋開始，大順算是邁出了主動參與文明競爭的第一步。當這一步邁出去后，其實澳門問題或者天主教問題，也就是東西方文明競爭的一個投影罷了。
劉鈺不擔心事情本身，只是擔心這件事可能導致的諸多后果，甚至導致大順這邊搞斷絕交流。
現在皇帝的語氣輕松了一些，懸在劉鈺心頭的石頭也算是落了地。
只不過，更大的隱憂也就隨之而起。
這件事只是個意外。
但卻不是偶然，而是大順向外走必然要遇到的情況。
這種類似的情況，日后會越來越多的。
今天這件事壓下去，明天另一件事就去浮起來，皇帝內心的天平也就會不斷左右搖擺，直到有一天徹底傾向另一邊。
劉鈺清楚，留給大順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啟蒙運動已經在法國如火如荼，這些東西，比起天主教，會讓皇帝更加緊張。
大順特殊的大一統的歷史，以及被改造后的儒家意識形態，這些特質，使得讓皇帝真正緊張的東西還未出現。
就如同之前荷蘭問題類似的扭曲的西方中心的神學史觀，似乎就是荷蘭模式和需要一個國家實體提供軍隊水手工人的寄生體系，從阿姆斯特丹轉西移到倫敦、又從倫敦轉西移到紐約；而科爾貝爾的國家工業主義統制經濟從巴黎轉移到莫斯科再轉移到北京……
此時在法國方興未艾的啟蒙運動，也可以扭曲地理解為，某種意義上脫胎于西歐封建制的權力制衡的孟德斯鳩的分權理論，與已經隱約看到新時代之憂的盧梭的人民主權論和論人類不平等起源，算是兩條線。
大順特殊的歷史和經濟基礎，如果是以平等主動的方式加深對歐洲的交流，站在皇帝的角度來看，皇帝多半不會在意那套分權制衡的理論，覺得這根本不是威脅，若腐儒之復古爾。連丞相、開府、實權爵、分封邦國、私兵都沒了，談什么制衡、過渡？若憂韓昌黎墮入惡鬼道一般，實無稽之談，杞人憂天。
但要是哪天看到了盧梭的那一套，作為一個比較的專業的皇帝，必然會很敏感地發覺，這才是對大順李家王朝和皇權威脅最大的東西，也是最可能在大順煽動造反的一套東西。
故而到時候，可能內心的天平，已經不是搖擺了，而是直接傾向于關門。
是以，留給大順的時間，或者說留給皇帝和劉鈺同行而不歧路的時間，真的不多了。
要在這個必然導致皇帝必現在驚憂百倍的“威脅”傳到這里之前，把很多該鋪墊好的基礎都鋪墊完。
這本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