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濤又問：“既然如此，以國公的信譽、和這些年投資的狂熱，為什么他非要在西洋貿易公司成立前，定一個最低股息呢？他不定這個最低股息，以他這幾年折騰的對日、蝦夷、南洋等貿易來看，會募不到錢嗎？”
徐亨沉吟許久，試探著回道：“父親，國公是希望大家接受被其監管？做個承諾，以此交換？”
徐濤大笑道：“傻兒子啊，你真是不知道之前到底是什么樣，把現在松江府的一切當成理所當然了。”
“交換？承諾？”
“朝廷真要監管，需要你同意嗎？你不同意，朝廷就不監管了？朝廷對鹽商這么講理過嗎？”
“你以為你是誰？士紳讀書人可以罷考來抗議，可以哭廟，可以哭陵，朝廷不得不退一步。商人能干什么？朝廷憑什么和你講道理？”
徐亨年輕，從長大接觸商貿的時候，松江府就已經和別處不同了。
就像他學的另起爐灶的新學一樣，沒有驗證、理論計算、實驗討論的過程，只是填鴨似的教他們引力、地球、豌豆、分子原子這些東西，使得他們自小就覺得這一切是理所當然的道理。
他長大后的松江府，就是這樣一種特殊的情況，仿佛種種諸如有限責任、股份責任、股東權利之類的東西，都是理所當然的一樣，似乎世界就是這么運轉的，就像是他覺得地球就是圍繞著太陽轉動是小孩子都該知道的常識一樣。
然而徐濤不是在這樣的理所當然的環境中長大的。
徐濤很清楚，朝廷真要監管商人，根本不需要什么給出個最低股息的承諾，來換取商人的接受，完全不需要。
只是一句話的事。
甚至，朝廷一句話，就能讓松江府的對外貿易徹底完蛋，轉移到廣州、福建、漳州。
“國公之所以給出最低股息，并且詢問大家是否能夠接受，是因為他打心眼里就不準備把利潤全都作為股息分掉，而是準備高積累、高投入。維系一個你我能接受的、食之有點味道但不是很有味道、棄之卻絕對可惜舍不得的股息。”
“你再想想，國公這些年在松江府都折騰了些什么？”
“在國稅增收取締地方攤派之后，效仿荊公制度的青苗貸，在松江府也有了；青苗貸搞出來的第一天，就制定了松江府借貸要嚴查九出十三歸的陰陽借貸，小農可以向青苗貸借；規定了松江府的地租最高不得超過四成；向看王八蛋似的盯著我們的金錢不準流向買地……”
“這一切，都在逼我們不得不接受他給出的最低股息承諾。不接受，退了股，這錢就是死的。”
“在國公搞這一系列政策之前，他給的股息承諾，我們多少有幾分礙于面子接受。可現在，這就不是礙于面子了，而是心甘情愿興高采烈的接受了。很難放高利貸、很難買地、就算買地地價也高租子又從六降到了四……這錢，要么搞西洋貿易、要么去南洋蝦夷鯨海、要么投入到鐵礦煤礦機械上，否則能去哪？”
“前一陣不是辦了個大案嗎？有在名單上的人不信邪，非要偷偷在外省買地，結果被查出來了，結果怎么樣呢？”
“他有罪嗎？《大順律》哪條規定了，不能買地？可這邊打了招呼，那邊地方官隨便一辦，就是個‘強買強賣、趁災掠田’的案子。”
“你不要只看貿易公司這點事，你要把這幾年松江府的種種改革連在一起看。二十年前，誰跟我說年息12%，我看都不看一眼，丟不起那人，沒做過利這么低的買賣，我就算按照《大順律》定的息放貸，一年還36%呢；現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