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天津府尹明顯感覺到了一種危機。
在給皇帝的奏折上，算是開眼看世界派的天津府尹給皇帝分析了一番，說“物美價廉，并不是別人一定會買的理由。興國公的國與國之間的自由貿易設想，正因為做不到所以才好時時提及與西洋人聽”。
現如今，天津作為京城門戶，肯定是不準直接溝通西洋的。但即便不準直接溝通西洋，也使得天津的不少產業，完全是依托松江府的海外貿易存在的。
就拿這草帽產業來說，如果西洋人一旦像棉布、茶葉一樣加稅了，草帽賣不出了怎么辦
不同的人，對同一件事，會有不同的解決思路。
如果是封閉保守派，面對這種事，多半要一了百了最簡單。直接下令，查封草帽產業，趁著還沒有發展壯大之前，直接毀了，這將來人家要是不買草帽了，不久不會造成失業流民了嗎
而天津府尹不是封閉保守派，面對同樣的事，他的奏折上，則是建議朝廷最好還是要多造一些軍艦，萬一將來人家不買，就去敲門自由貿易。
當然天津府尹不能寫的這么直白，而是用了“效日本開關故事”這個在大順已經可以算作典故的典故了。
主要是雖然漕運全部改革，是最近才完成的。但在這之前，天津已經開始嘗試時接收江蘇的漕米海運了，試行成功之后才有了全面海運的基礎。
而伴隨著海運的發展，天津港也逐漸有了商業味兒。
比如附近幾個縣，開始大量種植花生，這玩意兒比種糧食更賺錢。而遼東麥、蝦夷米等，又保證了這里的糧價波動很小。
花生運到天津，再往南方運。
以京城市場為目標的蒸汽動力的磨坊、榨油，原始簡陋的火柴作坊、卷煙廠等；為歐洲出口準備的烏棗加工等，也都逐漸發展起來，甚至花生也開始出現期貨了。
這種逐漸改變的經濟基礎，使得天津府尹認識到貿易的巨大價值。加上本身天津也壓根不是個好的農業府，純粹是因為漕米海運而興起的，本質上也就是個類似于淮安那樣的商業城市。
天津府尹想要當好，就不得不去了解這些東西。
而了解的多了，也就不可能拍腦袋拍出來個直接全面禁止草帽編織業這樣的想法。
不想禁止。
買不買的權力、加關稅的權力，還在別人手里。
這咋整
答案也就呼之欲出。
提醒朝廷，應該繼續擴大海軍，保持海上優勢，否則將來可能出大亂子。
這是天津府尹的危機意識。
皇帝對這封奏章頗為滿意，批了個有出息、有見地。
但心里對這件事，還是有些難言滋味的視角。
心想本朝的百姓怎么就窮成了這樣要說絲、茶、瓷大量出口也就罷了。
可歐洲是種麥子又不是種水稻的地方，麥稈編織的東西，居然能在漂洋過海之后，比歐洲本地編織的還便宜，且有不錯的利潤
他倒是聽劉鈺說過，美洲金銀、物價革命的事。
但麥稈實在是太常見、太尋常、甚至太卑賤了，這玩意居然也能漂洋過海去賣錢，著實是把皇帝有點驚到了。
看過天津府尹的這封奏折之后，皇帝又拿起來另一封關于危機感的奏折。
這是一封來自南洋的奏折。
事倒是也簡單。
南洋海軍在巡查過程中，抓到了一艘英國走私船。叫“une”，翻譯過來要是按希臘神話叫波塞冬，或者叫海神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