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看皇帝嘴上說什么勿要諱疾忌醫，但實際上，在廢棄運河、漕運轉海之前，黃河問題確實就是個忌諱。
很多人都知道，洪澤湖沖沙的玩法遲早要炸、也知道黃河越來越高早晚要出大事。
但是，沒有人敢去真正解決這個問題。
在大順被劉鈺主持軍改、燧發槍配刺刀加野戰炮兵之前，北方威脅始終存在。這種存在，迫使大順只能選在在北京定都。
北方是政治中心加軍事重心，南方做經濟中心。依靠漕運、運河來維系帝國運轉；依靠兩淮鹽政，作朝廷重要的緊急財源。
在這個體系之下，很多問題是無解的。
治河必先廢漕，喊了多少年，在大順下南洋徹底擊潰西洋艦隊之前，有前朝的臺灣事件、有大順東伐日本的海上戰略調動為鑒，喊再多也不敢動。
解決了海運問題后，黃河問題才真的敢拿出來討論，或者說有了所謂的“勿要諱疾忌醫”的資格。
在這之前，所有人都只能裝傻，一廂情愿地相信黃河不會出大事。
劉鈺算是把這個膿瘡挑開了，但管殺不管埋，就明確表示，別考慮徹底根治黃河了，就大順這點能力和此時的生產力水平，準備救災就得了。
在皇帝看來，大順和大明在一些根本問題上已經不一樣了。
大明存在的某種純粹政權意義，是整合南北方的力量，防備北方農耕線以北的夷狄入侵。
大順存在的純粹政權意義，在北方問題解決之后，其實就是加強集權和財政收入，利用國家的調控能力，通過各種方式減緩內部矛盾，延續統治。
相對于賑災這種“保守治療且等死”；變革和擴張移民是“積極治療且等死”。
這種意義上的轉變，就使得皇帝在某種程度上，必須接受一些改革。
很多事情，劉鈺一直在忽悠皇帝，忽悠皇帝這么做是為了皇帝。
皇帝當然不是傻子，但他仍然支持，就因為他真的看到了好處。
很多事情，就如康不怠說劉鈺不是大順人一樣，同樣的事，在劉鈺和皇帝眼里，是截然不同的結論。
比如。
之前的銅錢鑄幣廠叫歇事件、蘇州織工罷業、松江府踹工歇業、廣州府石匠鞋匠組織“西家行會”對抗東家等等。
在劉鈺看來，就是這證明萌芽發展局限性巴拉巴拉巴拉。
在皇帝看來，那就大不一樣。
皇帝仔細研究了這些類似事件，得出了三個結論。
其一這些工匠們是軟弱的，這些憑借一技之長吃飯的人搞罷業，非常容易擺平，他們非常傾向于獻祭領頭的，而且他們是支持朝廷穩定的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朝廷穩定的得益者。
其二這些工匠們只有經濟訴求，他們沒有提出過任何一種能夠威脅大順的口號。反觀明末時候，真正有威脅的，是提出了明確政治上訴求和粗略綱領的那群人。
包括且不限于均田免糧、均平天下、鏟平不公、減租永佃等等。其主力，是失地小農、和各種礦工礦奴等等。
其三這些工匠們更傾向于相信朝廷的清官，而更恐懼和害怕那些工場主和東家，并且視他們為壞人。而工場主則因為打不過他們，也更需要朝廷的保護。同時也因為大順農村的極端貧困，不管是工匠還是工場主，都對自己現在的穩定生活基本滿意。
由此，皇帝得出了一個結論即，他這個皇權，可以用一種超然的姿態，凌駕于工匠和工場主之上。在必要的時候，站工匠；在必要的時候，站工場主。
這種脆弱的、軟弱的、憑借一技之長吃飯的人，是成不得事的。并且他們是非常支持朝廷穩定的，絕大多數時候只需要讓工場主多發兩個錢、過年割點肉送點酒就能解決的。
此輩，不足為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