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跤、賽跑、羽毛球、乒乓球、游泳……
部隊中練兵時的技術競爭，擴散出去之后，對青少年的影響尤為重大，即便沒有美好的愿景，只從單純的弱小者角度來看，仰慕強者、敬畏強者，幾乎就是一個人的正常心理。
青少年從懵懵懂懂之中，看到的是“湘義軍”的強大，看到的是“湘義軍”的威武霸氣，這自然會讓他們單純地想要成為這樣的人。
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
這樣的話，也是要看時代，看環境的。
倘使黃世安之下，“安仁軍”的窮兇極惡，怎么可能讓普通的佃戶子弟仰慕呢？他們仇恨都來不及。
或許有弱者為了不被再壓榨，轉而加入到惡勢力，但那也只是想要從弱轉強，并沒有認為是變好。
而現在的安仁縣新政府之下，老百姓對“湘義軍”的看法，是天差地別的，熊孩子一句“我就是要當兵”，引來的不是咒罵、唾棄，而是稱贊，會夸他有志氣。
這就是區別。
想要制造這樣的區別，除了大略的方針，不變的宗旨，細節上，正是有花見羞這樣的宣傳工作者，細致入微地處理工作。
電影沒有上，舞臺劇先上，這樣一來，本地的老百姓，或許可以先聽一個方言版的，等到時候電影上映了，官話版本的電影，只看畫面，也是看得懂的。
這樣的宣傳，就更加的深入，接受的群眾，也就更多。
還有戲班子這樣的操作，看似吃力不討好，畢竟年輕人不愛看戲，愿意看的，大約都是泥腿子老漢，又或者是沒啥見識的老婆子，然而不管是老漢還是老婦人，他們在自己的家庭中，天然就是長輩。
含飴弄孫之際，長輩的話，長輩的道理，除開人生的總結，還有自己的生活經驗，剩下的，便是從故事中尋找。
說書人講的故事里有道理，戲臺子上的咿咿呀呀，何嘗沒有道理？
這時候長者們從故事中感受到的悲涼、憤怒，自然而然地，會形成一種明辨是非的認知。
黃世安很壞，且該死；“勞人黨”很好，是救星。
這就是憤怒，這就是道理。
而這樣的憤怒，是被壓迫者底層人的樸素憤怒，有階級仇恨在，卻是懵懵懂懂的，并不能理解；有了后者，知道了誰是救星，這固然也不是什么階級意識覺醒，卻也不妨礙這些懵懂者，去告訴后來人、旁人，遇到了壓迫，遇到了剝削，應該去找誰。
所有的這些細節組合起來，便是“勞人黨”宣傳系統中的一種工具，能夠以極為高效的方式，進一步將群眾團結，不必去刻意地區分職業上的高低貴賤，只需要看到自己處在什么樣的階級上，就能明白，誰才是同志。
這些成果，跟“勞人黨”中渾水摸魚之輩的數量，其實沒有太大關系，哪怕都是敷衍了事，哪怕都是毫無感情，觀眾，尤其是原本就毫無娛樂活動可言的最底層，一切新東西，一切娛樂活動，對他們而言，都是新奇的。
演戲的大明星哪怕打心眼兒里瞧不起他們，這沒有關系，他們看到的，不是大明星，而是大明星的角色，這個角色哪怕是提線木偶，于此時此刻的他們而言，都能腦補一出感同身受的大戲。
電影、戲臺中的可憐人讓人潸然淚下，然而，誰又不是可憐人呢？
才吃了幾個月飽飯？哪里敢自認高貴，又覺得自己一定不會再被壓迫呢？
帝國還在，凌煙閣還在，頭頂的一片天，還是皇唐天朝的天。
有天子的時代，他們只是被朝臣放牧的一群動物。
代天子牧民，古時是貴族大臣，現在么，只是數量更多了一些，花樣也更多了一些。
所以，花見羞在宣傳上的細致入微，越是能夠感動、團結這些被放牧的“牛羊”，他們越是不敢松懈，更不能削減一點點仇恨。
仇恨必須激烈，憤怒必須飽滿，且要將仇恨和憤怒，傳達出去，傳承下去。
否則，倘若有一天激烈的仇恨緩和了，飽滿的憤怒松懈了，自己的子孫后代，是不是又要在“趙家灣”再會一次“趙老太爺”呢？
這是不敢想的，只要想了，就會惶恐，且無比的驚懼。
大字不識的一個佃戶，他不曾擁有“田骨”，然而從“勞人黨”那里拿來的“永久田皮”，他是如何都舍不得再失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