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作為新法出臺后，第一個被冊封的高官，朝野上下也非常關注皇帝會給予呂調陽何種評價。因為他的性格導致其政績不顯，所謂“人故無所藉以頌公”，因此很多人覺得呂調陽可能會以二等伯致仕。
沒想到皇帝給予呂調陽的冊封詔書中，對其作出極高的評價：“該員質行多長厚，斷斷乎有古大臣之風。”，認為他是當代的丙吉，“在漢丙吉，今也則呂調陽也。”
呂調陽一方面是因為身體確實支撐不住，另一方面對于疾風驟雨般的變法改革，也有些畏難之意，才上疏堅決求去。
結果接到皇帝的冊封詔書后，呂調陽這個十分重視自身道德修養的人竟愧而難當，上疏做了自我批評，堅決固辭一等伯之賞。朱翊鈞召他入宮，反復撫慰后，他才放下心理負擔，謝恩返鄉。
......
因為變法攤子鋪的很大，呂調陽致仕后，潘晟、馬志強先后以禮部尚書、吏部侍郎銜直入內閣。申時行、余有丁分別接任二人職務。
雖然王國光離首輔只有一個身位，但他老色胚本性難改，剛解除了戴罪圖功的處分，立即大肆操辦，半個月內一口氣連續娶了兩個小姑娘做如夫人，被御史和給事中彈劾的滿頭大包。其人品再次受到了強烈的質疑，節操也摔個稀碎。
如此一來，張四維已成為最有希望接替張居正的閣臣。而且他執行朱翊鈞旨意盡心盡力，從不打折扣，因此朝野判斷張四維簡在帝心，張居正兩屆總理大臣后，張四維最有希望接任。
萬歷六年年底，全國的黃冊、戶貼編制的第一步“摸底調查”完成，初步統計出全國人口一億四千萬以上，接近萬歷五年黃冊數據的一倍——若沒有大詔發布之后的急就章補報，可能會達到一倍半這個令人瞠目結舌的差距。
在帝國北方，嚴重的隱戶問題充分暴露。主要原因為存在大量的宗室和各地衛所的**，大量破產之民或托庇于各大王府，或在衛所成為半農奴——導致長期以來大量人口沒有被納入統計范圍。
在帝國南方，男女人口比例失調則更加嚴重。明代中葉以后，貧富差距急速拉大，大量自耕農陷入貧困之后，因為“重男輕女”傳統觀念影響，為了保住香火傳承，在男女不能同時撫育的情況下，往往優先保存男孩，將女孩溺殺或者養幾年之后發賣。
到了嘉靖末期和隆慶時期，在南方部分地區，已經發展到“生男為榮、生女為恥”的地步，即便是富有家庭，也把女兒視為賠錢貨、外家人。
在浙江，紹興府、寧波府、臺州府、永康縣、溫州府和嚴州府等多地，因為“嫁娶尚奢侈”給百姓帶來了極大的負擔，導致溺殺女嬰成為一種司空見慣的風俗。
除了浙江，此際的南直隸、福建、湖廣、揚州府、江西吉安一帶，也存在大量溺殺女嬰現象，比之浙江不遑多讓。
溺殺女嬰的陋習的普遍流行，導致帝國南方人口出生率的降低——這與整個帝國南方負擔帝國賦稅的比例是正相關的，也是經濟基礎折射到社會關系上的一種反映。
此前，面對如是陋習，朱翊鈞也多次下旨，要求地方官移風易俗，用各種手段遏制嫁娶奢侈、溺殺女嬰的歪風。但是，溺嬰從本質上來說是經濟問題，更是貧富差距和經濟結構失調導致的社會問題，光禁止嫁娶奢侈并不能從根源上予以解決。而且，對于打擊溺殺女嬰的官府來說，此際新生兒的高死亡率讓他們近乎無法取證，只能每年抓些典型——于大勢根本無補。
現在，被統計上來的黃冊觸目驚心的揭露出來一個事實，整個帝國南方的男女比例達到了驚人的1.5:1，乘以八千萬人口，男性比女性多出一千六百萬，意味著近千萬適齡男子處在無法娶妻的狀態，這將對整個社會經濟造成巨大阻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