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建極之后，太祖也嘗與侍臣談論對待大臣的禮節問題，太史令劉基對他說：“古代公卿有罪，通常詣請自裁，從不輕易施以污辱之刑，目的在于保存大臣的體統。”侍讀學士詹同也說：“古代適用刑不上大夫的原則，以鼓勵形成廉恥之節操。如果能做到的話，則君臣之間的恩與禮就都可以實現了。”朱元璋對此深以為然。
雖然后來的明代皇帝經常對大臣施以杖刑，談不上什么“禮遇臣下”。但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官員確是有明顯優待的。其中最阻礙司法調查的是，在罪行未明的情況下，官員是不能輕易被審問的——皇帝下旨詔獄的除外。
但“詔獄”作為溢于國家正式法律體系之外的特殊制度，其合理發揮作用的前提，并不是建立在某種制度基礎上，而是權力掌握者與行使者的意愿，故具有濃厚的人治屬性。
正因為此，“詔獄”制度自身可能所具有的合理性因素，也會因為秉政者個人的私心而大打折扣乃至于消逝殆盡，甚至蛻變為自逞私欲的工具；一旦君主昏庸、權臣秉政之時，掌權之人多借“詔獄”之名，泄私憤，逞淫威，打擊異己，禍害無窮。
大明的“詔獄”又稱“錦衣獄”，曾經造成的冤案可謂罄竹難書。盡管從皇帝的角度看，朱翊鈞覺得這制度用起來很順手，但有了孩子之后，他經常考慮后代出現昏君的問題，因此在張文明遇刺案之后，他就沒有繼續使用詔獄。
去年，經過多年巡回法庭的淬煉之后，大明第一法律專家海瑞上了一道奏疏，痛陳詔獄之弊，希望朱翊鈞從立法層面永遠廢除詔獄制度，其中懇切之語，令朱翊鈞動容：
“蓋一成之法，三尺具存。而舞文巧詆之人、曲致希合之吏，猶或高下其手，輕重在心，鉤摭鍛磨，罔用靈制。又況多張網穽，旁開詔獄。理官不得而議，廷臣不聞其辨。事成近臣之手，法有二三之門哉！是人主示天下以私而大柄所以失于下，亂所由生也。”[注]
在海瑞的奏章上，朱翊鈞批答知道了，當時并未作出肯定的答復，但廢除詔獄的想法由是堅定：待能夠部分取代詔獄功能的制度建立起來之后，才是廢除詔獄制度的時候，否則難以突破“刑不上大夫”這一禮制給司法實踐帶來的阻礙。
朱翊鈞前世作為一個中層干部，對隔離審查的措施有過了解，也看過很多好漢在雙規地點洗心革面，重新從鬼變成了人的紀錄片。當時的他會感到疑惑，為什么不動刑罰，這些人就發自內心的悔過了呢？
抱著這個疑問，他當時曾經與監察部門的人員進行過交流，由此了解了一些手段，在朝廷新頒布的詔令中改頭換面的都用上了。待詔令成稿，都察院等部院又提了兩輪修改意見。
恰逢吳善言案發，朝廷就將之頒布了出來，而吳善言就有幸成為本時空第一個被“雙規”的高官。
三月十日，詔令下達杭州。同時，都察院任命張文熙為吳善言審查專案組長的文件也隨之抵達。
三月十一日，杭州西湖湖畔的一棟別墅里，吳善言面對著一張桌子和文房四寶，冷笑著對張文熙道：“你別廢話了，想讓我寫什么？”
張文熙溫煦的笑道：“吳大人不要誤會。都察院的政策呢。就四個字，治病救人。俗話說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你就寫一寫任官的這些年，那些事做錯了——算是自述吧。嗯，那個，檢討了解吧，跟那個差不多少。不管你寫什么，我們都核實，要是沒錯呢，您也好官復原職不是？”
“想一想張佳胤巡撫，蔡國熙布政司使，原來不都被停職勘查過，查過了照樣是一個好官！現在不還官運亨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