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背景下，沒有任何一個臣子，敢指責‘皇帝有錯’——如果真的有哪里不對，那就是朝臣有錯、天下有錯，乃至于這個世界錯了！
作為劉邦的子孫后代，西漢皇帝從來都不知道什么是臉皮，也從來都不會做打腫臉充胖子的舉動：西漢皇帝信奉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不嚴謹的說：盛唐時的百國來儀，在西漢幾乎必然不會出現！
因為西漢的皇帝，從來都不會以單純的仁義禮信作為外交準則——每一個西漢皇帝，幾乎都是‘不服，就打到你服’的暴脾氣。
后世的皇帝，要想做到對天下的絕對統治，對政權的絕對掌控，那要做到許多事，如內王外霸，禮賢下士，道德偉岸等等等等。
但在西漢，皇帝要想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主宰，其實非常簡單——天子玉璽，調兵虎符，丞相印，三者足矣！
玉璽在手，賞罰皆出于皇帝之口；兵符在手，討伐皆出于皇帝之念；丞相印在，則法令暢通無阻。
這，也是歷史上的武帝爺架空丞相，以及殺母存子的原因——皇帝在理論上，只具備對天子玉璽的掌控權，而調兵虎符，則是太后掌其一、太尉掌其一。
為了堵住朝堂比比歪歪的老家伙們的嘴，武帝爺選擇了最直接的一條道路：熬死太后掌握兵權，架空丞相得到丞相印，從而達成政治程序上的言出法隨。
相較于武帝一朝，儒家逐漸勢大，學術氛圍普遍以‘為皇帝做個圍籠’為主要目標的黑暗時代所不同，劉弘所處的現在，可謂是西漢皇帝最自由，能呼吸到的空氣最清新的一段時光。
所以，周勃所言最大的漏洞，恰恰是后世皇帝咬牙切齒，卻始終不敢拍桌子的那句：與民爭利。
殿內陷入漫長的寂靜之中，無論是左側的朝臣公卿，亦或是右側的軍方將領、徹侯勛臣，亦或是殿中央怒目圓睜，卻一言不發的周勃，乃至于目光陰狠間瞥向張蒼的陳平，都不敢再開口發出一言。
蓋因為劉弘之語，屬于西漢初絕對的政治正確：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作為低層出身的劉邦所立之政權，漢初政治意識形態中最基本的一條準則，便是‘避免第二個沛公起于草莽’。
而歷史上的劉氏皇帝，最為人挑不出錯的一點，便是西漢自始至終，都沒有想過以秦之高壓政策，作為‘壓制草莽英雄’的手段。
此時的輿論之中，對于秦的滅亡，最受認同的觀念，便是‘秦以暴待民，則民反之’。
所以，漢室對于底層百姓，尤其是對國家納稅服役的自耕農階級，可謂是百般回護。
歷史上，從劉邦廣授民田爵起，歷代劉漢皇帝，便交替呈現出那副令后世統治者相形見絀的畫面——皇家園林上林苑，成為了漢室收容破產農民的調節閥；皇帝小金庫少府，成為了國家戰略武備的資本保障。
即便是歷史上窮奢極欲，橫征暴斂，為湊軍費無所不用其極的武帝劉徹，亦有策馬踩壞農民伯伯的莊稼，因此被罵的架尾逃去的經歷。
在這樣一個說皇帝有錯，都屬于指責者‘不忠’范疇的時代，將底層百姓開除出‘民’的行列，更是無異于政治自殺。
這一切，光從被劉弘當面呵斥，卻絲毫不敢出言反駁的朝臣百官之面色，就足見端倪。
“太尉既不知，還請丞相為之解惑：吾漢室之立，所倚憑者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