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橋哲夫此時的態度馬上就熱情了許多，與之前完全不一樣了，從謹慎矜持到親切和藹，這的巨大的轉變讓許誠言大為驚喜。
其實許誠言并不知道的是，他的日本老師吉野衛門的身份并不簡單，此人畢業于上海東亞同文書院，這所學校也是日本在中國設立最早的間諜學院。
東亞同文書院，始建于本世紀初年，校址就在上海，開始是打著增進中日親善的幌子，頂著教育機構的名義而進行的，但從始至終，都是日本方面搜集中國情報，培養新生力量的間諜機構。
所招收的成員都是日本青少年，他們在這所學校里學習漢語，漢文學，研究中國的軍事政治，在幾十年間，東亞同文書院培養了大量的所謂“中國通“，通過旅行等各種手段對中國進行全面的立體式調查，還組織師生奔赴中國各地，先后有五千余人參與這項工作，旅行線路多達七百余條，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國所有省區，這實際上是在為日本政府的侵略做前期準備工作。
書院的學生畢業之后，有半數都會留在中國，服務于各地各級日本侵華機關或偽政權當中，遍布中國東北，華北，華中，華南各地，職業也各有不同，有政府官員，文人學者，隨軍翻譯、報社記者等等，但基本上都服務日本各大部門的情報機構，都有情報人員的背景，成為日本潛伏在中國的情報人員中的重要力量。
而吉野衛門和高橋哲夫都是這所間諜學校的早期學員之一。不過吉野衛門要高出高橋哲夫幾屆，按理說兩個人之間并沒有什么聯系。
可是吉野衛門和高橋哲夫不同，他在東亞同文書院的同窗中是名聲卓著，地位遠在高橋哲夫這樣的普通學員之上。
當初吉野衛門畢業后并沒有回國，也沒有加入任何政府組織，而是孤身一路北上，進入中國北方地區活動。
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在中國北方各地進行實地調查，著有《中國旅行志》《北國通商綜覽》等重要書籍，從不同視角展示了近代中國北方的風土氣候，農工商業，金融，運輸，交通等狀況。
這些成就讓他在日本學術界和情報界都享譽盛名，不僅是研究中國問題的著名學者，還被情報界稱為繼浦敬一之后的又一位楷模，素有“苦行僧”之稱。
所以作為學弟的高橋哲夫，一直以來都對這位學長極為推崇，迫切的想了解吉野衛門的事跡往事。
許誠言和吉野衛門學習的時候正值少年，對這位日本老師了解不多，只是覺得這位老師和藹可親，知識淵博，是一位可敬的長者，師生二人頗為相得。
此時看到高橋哲夫這番作態，心中也是有所猜疑，難道自己的日語老師還有一些不為人知的故事。
高橋哲夫親手為許誠言沏了一杯熱茶，放在他的面前，態度親厚有加，二人再次落座，再三催促許誠言，為他講述吉野衛門的往事。
接下來從許誠言敘述中，他也逐步了解了當時的一些情況。
原來當時吉野衛門在晉南地區進行考察期間，敏銳的觀察到晉南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中日一旦開戰，這里將是日軍西進和南下的必經之路，為此他選擇在許誠言的家鄉夏縣落腳，對晉南地區進行進一步的實地考察。
考察期間，他就應聘于許家，在閑暇時間教授許誠言的日語，順便賺取一定的經費，支持他繼續在北方的調查活動，這期間的時間長達兩年，直到“九一八”事變，中日局勢突變，中國國民對日本人大為排斥，吉野衛門的調查活動受阻，無奈之下，這才離開了山西。
聽著許誠言的敘述，高橋哲夫口中連聲贊嘆，感慨的說道：“四年前，我曾經在天津拜見過吉野學長，只是當時的見面太過匆忙，學長瑣事纏身，沒有來得及深談，一直非常遺憾，也不知什么時候，才能再見學長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