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佑元年除了年初仁宗不豫（神志失常）以及大范圍的水災，以及這兩件事引起的大臣逼迫仁宗趕緊立皇子的大事之外，就是一些民變啊、旱災啊等等對于汴京人民沒有什么影響的傳言。
這些事情對于汴京百姓來說并沒有什么影響，甚至都不如西湖城營業和二期工程給他們帶來的影響大。
朝堂上的熙熙攘攘和汴京城的百姓關系不大，他們能夠感覺到的是，今年的生意好做了，除了發大水的時候蕭條了一下，但大水退去，生意比之前更加好做起來了。
之前有人說過西湖城營業之后會讓汴京城內的生意大受影響的說法也沒有成真，反而進城的人更多了。
其實道理倒也簡單，遠道而來的人因為西湖城而來，便不會過汴京城門而不入，進去逛一逛就會忍不住買點東西。
他們不是很明白這個道理，其實就是將蛋糕做大的原因罷了，西湖城的出現讓汴京城的虹吸能力變得更強而已。
當然，他們更加不會意識到大宋朝的經濟在慢慢地好轉起來，尤其是在秋收之后。
水災過后，朝廷推行的青苗貸讓農民的補耕進行得很順利，而大水帶來的營養讓農作物大豐收，三司及時貸款用較高的價格收購糧食，讓谷賤傷農也沒有出現，農民收入提升，購買力一下子就爆發起來了。
農業銀行的急劇膨脹，讓沉淀多年的銅錢重新流轉道市面上，讓因為錢荒而蕭條的市場擁有了大量的銅錢，變得非常活躍起來。
一下子整個大宋朝的經濟被盤活了起來。
這在三司使的年終審計上體現了出來。
包拯上任半年時間，僅僅是扶植了一個農業銀行，全力推行了一個青苗貸，就讓經濟活了起來，在年終審計上，半年的時間，大宋朝的稅收收入暴漲三百余萬貫！
三百余萬貫對于整個歲入自然只是小部分而已，但多出來的三百余萬貫卻是讓干涸的國庫頓時有些結余。
這點錢做不了太多的事情，但帶來的希望才是最為激勵人心的。
包拯善理財之名響徹整個大宋朝堂。
仁宗以前是不太愿意見包拯的，因為包拯見他的時候除了噴他還是噴他，他還不敢表現出不耐煩，現在包拯見他依然還是噴他，但仁宗卻甘之若飴，誰讓人家是財神爺呢。
歐陽辯得知這個情況的時候，忍不住笑了起來，他心中的欣喜和鼓舞只有他自己才清楚。
王安石變法中，青苗法是被噴得最狠的一個，但實際上青苗法并非是他第一個實行，那是中唐時候就已經出現了。
而在這時還有陜西轉運使李參、王廣淵都實踐過，以及知明州鄞縣時王安石自己也親自實踐過，效果都很不錯，這說明這個辦法其實是對癥的，只是讓執行的人給搞糟糕了。
歐陽辯認為，青苗貸應該是一種經濟行為，在官府執行能力差、官員素質低的時候，最好是將它歸類為經濟行為，讓民間資本去做這個事情，官府則是作為監督者，這樣反而會取得不錯的效果。
實際上效果的確很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