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搜集了大量證據，主要由“熊本號”軍官、獲救的高升號船長和大副的調查筆錄，以及其他一些獲救者的證詞組成，其中高升號船長成為關鍵證人。
隨后，“文明國家”扶桑按照“國際慣例”形成《關于高升號事件之報告書》。這份沒有另一當事方大清國參與的單方報告，居然在后來英國的兩次海事審判聽證會上大派用場。
于此同時，扶桑政府全面展開“危機公關”。
精明的扶桑人就已經弄清楚英國主要媒體的“辦事價碼”，大洋王國在這方面做的就非常好，他們照葫蘆畫瓢，事件發生后，扶桑立馬向路透社行賄600英鎊以換取“關照”，幾天后又提供了1000英鎊的“工作經費”。
僅一周的時間，扶桑人通過駐外使領館向歐美輿論界投入上萬英鎊，就連大洋王國的《世界日報》《布里斯班信使報》《墨爾本記事報》都收到了多少不一的感謝費，以求嘴下留情。
在如此強有力的“危機公關”下，扶桑成功爭取到一些英國專家學者在媒體上公開為其辯護。
8月3日，劍橋大學教授韋斯特萊克在《泰晤士報》上刊文，為日本辯稱“擊沉高升號是合理合法的行為”。
8月6日，牛津大學教授胡蘭德在《泰晤士報》刊登了同樣論調的文章。他們的觀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高升號是為大清軍方提供服務，從事的是帶敵對性的地面作戰部隊的運送，作為中立國公民的高升號船長，理應充分了解這是一種敵對行為，不可以獲得英國國旗和船籍的保護。
不能因雙方未宣戰而禁止扶桑將高升號視為敵船。扶桑令高升號服從其命令配合檢查，宣戰的義務即告完成。而高升號不服從命令并擅自開火，完全是敵對行為，戰爭狀態已經存在。
扶桑確認高升號的清軍是開赴朝鮮應對扶桑軍隊的，對此敵對行為，將其擊沉的確是軍事上的需要。
因此，牛津大學教授胡蘭德認為扶桑不需向英國道歉，也不需向高升號的船東和罹難的歐洲船員親屬道歉。
1894年8月12日和20日，就高升號事件，在扶桑長崎和華夏滬海分別舉行了兩次聽證會。英國幾乎全盤接受了“扶桑無過錯”的觀點。
英國官方最終裁定：
當時已屬戰爭狀態，高升號為交戰國執行作戰任務，扶桑有權扣留或擊沉。因此，在此事件中不需承擔任何責任。
據此，英國外交部正式通知高升號的船東印度支那航運公司：賠償責任應由清國承擔，賠償金額為33411英鎊。
李福壽回顧了高升號事件，心中唏噓不已。
公然擊沉他國船只致死七百余人并挑起了一場戰爭，扶桑小鬼孑這一野蠻行徑反倒成了正義之舉，成了英國人眼中扶桑國步入“文明國家”的重要標志。
其實不止英國，歐美列強都不約而同偏袒日本，除了扶桑人強大的“公關”能力外，現在國際特別是東亞局勢才是根本的決定因素。
李福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