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著石磊的講述，朱明忠的神情顯得很是凝重，或許對于這“風說役”他并不怎么了解，但是卻由不得他不去深思，思想家的認識深度標志著一個時代認識的深度，政治家的認識則直接影響一個國家與民族前進的方向。
日本盡管推行“閉關鎖國”，甚至于他們的閉關鎖國，比起滿清更為嚴厲幾分。但是風說書的傳播及風說書制度的確立，在日本認識世界、走向世界的近代化歷程中發揮了重人作用。而風說書這一主動看世界，了解外部訊息的制度性、正規性、經常性渠道，使得日本才沒有在劇變的世界形勢下像中國那樣因鎖國而妄自尊大、自我隔絕，對西方的變化茫然無知，一步步走向民族危亡的深淵。
也許正是這一制度在促使幕府深化對西方文明與世界的認識的同時，也促使其作出探刻的反省。在鴉片戰爭前后，面對歐美列強對亞洲的東進，日本可能就已通過風說書積累了相當多的西方情報與科技知識。這對于日本以自身實力為前提，有理有據應付歐美列強的滋擾與尋釁提供了寶貴的信息和經驗，并對日本以開港為契機開始的近代化無疑有著積極的作用。
而相比之下，“我大清”的廣州十三行作為中外通商的窗口、交往的橋梁，本來兼有商務與外交的雙重性質，卻徒有其名的，他們從來沒有主動了解西方、認識世界的舉措，對于滿清來說13行不過，只是他們眼中的肥羊。而廣州13行的職責僅僅只是做生意。他們也沒有想過去了解海外，當然，滿清也沒有這方面的要求。
現在看來19世紀中葉后，中日兩國迥異的歷史命運，也許早在200多年前就己經埋下了伏筆，而這個不比正是雙方對待海外情報截然不同的態度。
在推行極為嚴格的閉關鎖國政策的同時，日本正是通過他們特有的方式保持著對周邊悄勢的關注并保持著與外部世界的聯系。這是使日本在閉關鎖國體制下仍然能夠認識西方，在一定程度上吸取西學，并且對外部的形勢有著清醒的認識，而不僅僅只是盲目鎖國閉關，而正是這種了解，才使得他們不至于盲目的妄自尊大。
“四石，這一點，我們要向日本人學習，嗯，我們也可以設立類似的機構，向西洋商人、傳教士了解西洋此時的情況，還有航線沿途的情報，這些都是我們所需要的，畢竟，未來我們肯定是要開辟前往歐洲以至于美洲的航線，我們不僅僅需要了解荷蘭、法蘭西、英吉利等歐洲各地的情況，同樣也需要了解航線沿途的情報，這樣的情報收集不僅僅只是了解，而且有實際上的需求……”
向對手學習！
盡管在這個時代，朱明忠并不覺得日本算得上是中國的對手，但是通過“風說役”，他還是看到了這個號稱是“中國宿敵”的對手身上，值得學習的地方，看到了一些值得借鑒長處，盡管這個國家看似比現在大明更為保守。但是他們實際上比現在的大明更了解西方。
甚至直到現在，對于歐洲地了解，大多是建立在朱明忠從歷史上所學到的一些知識。要么就是通過一些牧師之口有了一定的了解。這種了解完全是被動的。想到早在幾十年前日本人就建造西式船只并派出他們的使節，橫渡太平洋前往了美洲，對那里進行了訪問，朱明忠的神情越發的嚴肅起來。
日本從來沒有放棄過對于外界的了解，即便是在他們閉關鎖國的時候，也是如此。如果沒有德川家康的閉關鎖國，那么日本又會向著什么樣的方向發展？
“吉雄、小西、馬田、本木……”
念叨著剛才石磊所提到的這四大名門。心里有著無數個疑問的朱明忠，繼續說道。
“嗯，這四家即然是風說役的四大名門，看看有沒有辦法，向他們學習一些，如果有可能的話，他們四家肯定末枝外親也掌握著相應的知識，可以考慮一下，直接引進一些人過來，既然我們能從日本引進制刀的工匠，這樣的人才，也可以引進一些過來……”
雖說現在幕府禁止日本人外出他國，違者斬首，但是因為閉關鎖國并沒有多長時間，在海外依然生活著大量的日本人不說，還有一些日本人會為了生計選擇離開日本，在江北就有來自日本的工匠，他們將制刀的技術帶到了江北，當然，他們離開日本的原因各異，大抵上都是為了生計。
和平使得許多制刀的工匠日子變得極為艱難，為了生計他們接受了聘請，與家人潛藏在商船中離開日本，來到了江北。
“既然有刀匠愿意來，那么這“風說役”中肯定也有人愿意過來，想想辦法，我相信，肯定會有人愿意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