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無論如何，想要在緬甸大有一番作為的丁玉杰都必須要爭取到沐天波的支持，甚至，他對肖新任沒有帶其離開阿瓦城而滿腹的埋怨與不滿，畢竟沐家是經略于西南最重要的一個籌碼。
“過去，我朝所云南外邊政區實行信符與金字紅牌制度，在邊疆管理、護國捍邊、調停和處置編內內部矛盾方面發揮十分重要和積極的作用。但是，后來卻逐漸放松了這一制度的執行，想來其中利弊得失，國公自然是極為清楚。……”
在丁玉杰說出這番話的時候，沐家因為數百年來代大明管理西南諸夷，自然對此更為了解，甚至可以說，一直以來，沐家都主導著對西南諸夷的管理，只是后來沐家同樣也放松對這些土司的管理，但沐家的放松是因為沐家不能夠違背朝廷的意愿，畢竟，沐家曾多次上書朝廷，要求整頓西南夷物，但是卻沒有得到朝廷的許可。這會聽他這么一說，沐天波立即點頭贊同道。
“丁主事所言極是，所以才有了“朝廷愛惜一張紙，打失地方二千里”的說法！當年若非是朝廷無意賜予外邊土司印信，又豈至于落得今天如此這步田地！”
盡管用“愛惜一張紙，丟地二千里”這么說有些過于片面，但也是事實，嘉靖時，曾派金齒衛干戶曹義攜金字紅牌和信符往賜緬甸和其他外邊政區土司，希望調解糾紛，然而不幸被緬甸所殺。其后因為無力派兵追究此事，在對緬人訓斥一番之后，便不再追究，至于沐家當時雖然有心處置此事，有心想籍此討伐“不臣”，但是朝廷的收縮，使得沐家也只能選擇了沉默，只能眼睜睜的看著緬人橫行于外邊。從此之后朝廷便再也沒有向云南外邊政區遣使頒賜金字紅牌和信符，云南外邊政區土司得不到大明的任何支持與保護，西南邊疆危機自然也就是更加深重了。如此才導致了緬甸的一步步的坐大，對此沐天波自然非常清楚。
當然，他也很清楚，在這件事之中，沐家同樣也扮演著并不光彩的角色，畢竟，當時沐家所希望的是借助緬甸坐大，從而導致西南的危機，進而讓朝廷將西南之事放手給沐家，而不是云南三司官員，在沐家鎮守云南的兩百多年間，沐家為了鞏固與提升家族的權勢，沐氏家族和云南三司官員、地方督撫、鎮守太監、乃至藩王與皇帝進行了長時問的政治斗爭與博弈。而沐家正是憑借著對云南的強大影響力，才能頂住無數次的彈劾，一次又一次躲過足以抄家滅族的危機。
在緬人坐大的時候，沐家同樣也需要西南的危機去提醒朝廷，讓朝廷看到云南非沐家不可鎮，可誰都沒有想到，還沒有等到西南的外邊危機演變到讓朝廷為之警惕的時候，李賊就已經攻進了京城。
而現在沐家落得今天的這步田地，未償不是“自嘗苦果”。不過這其中的關鍵，沐天波自然不可能道于外人，他自然不可能告訴外人，當年朝廷是無力顧及西南外邊土司，而沐家之所以坐視這一切的發生，是為了向朝廷顯示沐家的重要性，這會自然把一切責任都推給了朝廷。
“賜土官信符與金字紅牌固然是統御西南土司的上佳之選，但是丁主事需知，這信符紅牌之所為其所認可，關鍵在于需要給其以保護，調停其沖突，若是無兵威相助，又談何保護、談何調停。”
不過盡管要把責任推給朝廷，并不意味沐天波不去“體諒”朝廷的難度。
“當時，朝廷用兵遼東，遼東局勢崩壞，這西南自然也就是無暇顧及了，所以，才會導致緬人坐大如此，當時，我等雖世鎮西南，卻也是有心無力……”
丁玉杰在這一路上曾特意研究過大明統御西南的得失，也深知這“一張紙”的背后，需要的是兵員，需要的是實力的威懾，需要的是銀糧，而這些都不是僅僅一個沐家所能提供的，這需要朝廷的力量，于是便點頭贊同道。
“這土司制，說白說了就是土官由地方部族或政權的首領世襲，內部自治，但經濟上要承擔朝廷的“征役差發”和“貢賦”，土兵要接受朝廷或上級的調遣。大抵上，剛一開始的時候，都能夠履行，觀之我朝，對三宣六慰土司的掌控因其地理位置的不同，將其又分為內邊區和外邊區兩種，內邊區“征役差發”，而外邊區往往只征“貢賦”，至于土兵亦不過只是偶爾為調停征發，如此才有外邊土官搖擺，也才有了緬人坐視，在來時，經略曾于下官言道，我朝于外區之統治，往往是視藩服之地，只取羈縻臣屬之義，無利土地之心；有征服之武功，無建設之政治。逢以中原強時，外邊土官自然稱以藩服，內外皆受朝命，如此無分內外，迨乎衰季，則并武功而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