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來，現在的鄭家人往往都是小心翼翼的，唯恐引起朝廷的不滿，打破了這清閑而富貴的日子。這也是他們愿意賣掉報紙的原因。
“幾位先生，這《洪報》易主后，可需要變更報名？”
對于官員的詢問，早有準備的錢蓀愛直接開口說道。
“嗯，就叫《公議報》。”
興乾五年二月初九，這一天，對于大明百言是一個再尋常不過的一天，可是對于大明輿論界而言，卻是極為重要的一天，這一天在短短數年后，其發行量、發生范圍不遜于〈明報〉的《公議報》，在這一天正式創辦。只不過這個時候，誰都不知道未來。
“幾位先生，辦報除了必須遵守朝廷相應法度之外，還要記住，如果兩年內每期發行量不超過300份，官府就會要求停辦，一年內每期連續發行量少于500份，亦是如此……”
此時，這般叮囑著的官員，壓根就不知道，一個周后，《公議報》的創刊號就發行了超過5000份——其購買者大都是南京以及江南士林士子，盡管“士子”這個群體，隨著八股取士的廢除而漸漸成為過去，可是他們在民間依然有著很大的影響力。
而官員這些例行公事的叮囑，不過只是在過去的幾年里，官府和報紙之間的角力中，官府學會的一些技巧。既然他們用法律來保護自己，那么官服就學會了用規則來保護自己。通過設立一些規則，將一些小報紙排擠出市場。對于天下的官員來說，他們甚至想把發行量的限制再擴大十倍，然后好把天下所有私人的報紙通通都停辦了。
權利從來都是一個好東西。對于掌握權力的人來說，他們絕不愿意被人監督，更不愿意被無數雙眼睛盯著，哪怕是那雙眼睛，不過只是一雙非常普通的，甚至沒有任何力量的眼睛。
對于他們而言，那雙眼睛總讓人坐立不安。只不過，他們并不知道，現在他們頂多只是感覺到不自在。而在以后，他們就被那雙眼睛看的渾身不舒服了。
《公議報》從剛一發行，就以“不重復官報”為辦報宗旨，并且集中報道百姓所關心地方時事，公議地方官府得失。而在地方上出現有爭議的判決刑罰，或者官民糾紛時，《公議報》就會向當地派出人員采訪報道，并向民間公布事件，對時間的前因后果加以分析，兒子絕大多數他們的立場都是站在百姓的一邊，對官府的一些不當的舉措加以指責。如果是碰到司法判決的問題，他們更是會大聲疾呼，為百姓伸張冤情。
不過只是短短十數期，就讓老百姓看到了《公議報》與尋常報紙的不同，無不是以為《公議報》是為民做主的報紙，其發行量更是迅速激增。
于是《公議報》的表現，也讓江南等地的報社眼前為之一亮。他們這才發現原來報紙不僅僅只是充滿清議的角色，偶爾還可以真的成為“青天”。為百姓鳴不平，盡管也有報紙屢屢為其發聲，可是與尋常報紙一方面為百姓發聲，一方面為官府辯白不同，《公議報》的立場傾向于百姓，每每對官府是屢加抨擊。從來不會站在官府的立場上為官府辯解。
而隨著《公議報》屢屢站在官府的對立面，為尋常百姓發聲，所以每每總會收到百姓寄來的書信，與信中言道自己的“冤情”。甚至有時候，還有能吸引來報社喊冤的百姓。
而對于官府來說，《公議報》就成了一個麻煩。成了官府的眼中釘，讓所有人都變得不自在起來。可是他們卻沒有任何辦法。因為這一群人總是可以很巧妙的把握后文字的尺度，讓官府無從抓到他們的把柄。
這恐怕也是《公議報》里那一群失意士人最擅長的事情。他們本身就極為擅長完了文字，知道如何用文字來對付官府，同時又能保護自己。畢竟，他們曾經經歷過滿清的文字獄，所以早就學會了保護自己，尤其是在大明事事講究法律的時候，更是學會了用法律保護自己。
這一日，王樹仁又像往常一般早早地來報社上班了，作為報社的創辦人之一，他同樣也在報社中任有職務，在很多時候，他都要負責審閱一些敏感的文章，以免出了差錯，讓官府抓住了把柄。